其次，中國的行政體制，使得高薪養廉實踐起來困難重重。在FT中文網上刊登的《新加坡給中國的真正啓示》一文中，作者林正修分析認為，新加坡廉政建設的基本面是政府人事極其精簡，既不講究排場，也無奢侈的形象工程。而中國從中央到村鎮六級政府，層層都有四套班子。如果中國真要政府精簡，中共必先自限權力，受到獨立的司法和社會監督，但這又與堅持黨的領導背道而馳。
另外，在西方國家，官員被明確分為兩類：一類是靠選舉上台，負責政務的政務官；另一類是受政府選拔雇傭上崗的辦事員，稱為事務官。中國的公務員制度則有很大不同，晉升途徑和工資結構也更為模糊與複雜，眼下若要實施高薪制，操作過程中將會遇到大量的問題。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裡對於官員的認知和要求，導致民間反對高薪的聲音一直占上風。在《環球時報為什麼錯了？》一文中，作者宋魯鄭指出，中國自古以來追求道德治國，泛道德化現象嚴重，舉國上下都認為身為官員就應該無私奉獻，誰敢提高薪養廉、提高公務員工資，都會成為衆矢之的。這種狀況，給潛規則的誕生醞釀了土壤，很多官員一方面假仁假義，另一方面則貪污盛行。
在《南華早報》刊登的《不為聖徒便為竊賊 ——中國式腐敗及其困境》一文中，作者李世默也指出，中國式的腐敗，一定程度上根植於儒家文官階層——士大夫的角色困境。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理想，承擔著民衆的道德期許，這導致黨政官員陷入“不為聖徒、便為竊賊”的尷尬困境。
高薪制：謹慎實施 時常檢討
“好的制度能讓壞人做好事，壞的制度能讓好人幹壞事。”這是至理名言。但我們也不能忘記，任何優秀政治制度的設計，都是基於現實和人性的考量，而它實際中的運轉，也每刻都在面對現實和人性的考驗。
新加坡政府以具有吸引力的薪水來招募賢才，常常被外界誤讀為高薪養廉。但即便是高薪本身，近年來也常常受到本地民衆的詬病。在這個社交媒體發達、民衆表達意願更強烈的時代，官員處理事情不力，往往就會被指為高薪低能。國小而廉潔的新加坡尚且如此，對於龐大複雜而又存在很多行政體制弊病的中國來說，實施公務員高薪制則更需要慎之又慎，尤其在其他反腐配套制度尚未健全時。宋朝搞過高薪養廉，而貪者恒貪、欲壑難填；明朝正好相反，俸祿微薄，但也導致貪官遍地。高薪低薪，殊途同歸。前車之鑒猶在，未來任重道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