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幅面孔，看似小節，實則深刻地蘊藏了習近平一代中國外交政策轉變的本質意涵。
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就業已形成的中國外交政策親美遠蘇，到江胡時代力圖構建美俄平衡的外交格局，現已發生根本變化。中國外交天平更傾斜於俄羅斯，它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優先方向。韓國被視為中國在東亞切入西方體系，並可以拉攏的戰略支點，借以分化西方聯盟。
背靠俄羅斯，前倚南韓，中國頻頻發力，試圖徹底阻遏周邊領土衝突，全面恢複往昔的“勢力範圍”，進而在更廣闊的亞洲，伸展自己的戰略存在和利益，實現與自身的體量和上升的實力相匹配的地緣影響力。削弱美國在亞洲的領導權（在亞信峰會上，習近平提出將美國排除在領導權之外的亞洲觀），打擊戰略上與己對立的國家（比如日本），“調教”越南、菲律賓等不斷搗蛋的小國，籠絡傳統友好、對中國戰略依存需求強烈的國家（比如柬埔寨、泰國、緬甸等），不失時機地擴張自己在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亞信峰會、亞太經合組織等地緣工具中的參與主導權，並進一步提出最初就由自己主導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和它們的支撐體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中國連續施展了密集的外交動作。
盡管如此，美國仍是中國潛在對手俄羅斯和日本的關鍵制衡者。失去美國，中國就會在戰略上陷入險境。而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同樣有其不可忽視的地緣重要性，也是地緣博弈的重要力量，中國必須借重，以實現自己更緊迫的外交目標。
這是中國領導人在APEC峰會期間展現不同“臉色”的重要底蘊。不過有評論指出，作為APEC峰會主辦國，中國不僅是東道主，也是APEC的組成分子，對待成員國如此“作態”，有損中國的大國風貌和外交形象，也不利於實現中國的外交目標，發展本國國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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