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25日電（記者 楊犇堯編譯報道）被譽為“新加坡國父”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
與李光耀同一時代的政治家、美國前國務卿在基辛格在《華盛頓郵報》刊登悼詞，高度稱頌李光耀的一生，他回顧了同李光耀相識的45年，認為李光耀不是像一些西方媒體所描述的那種“來自冷戰時期的軍閥”，而是一位在國際秩序探索上有著虔誠追求的朝聖者。文章編譯如下：
李光耀是我的朋友，他是一個偉大的人，認識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事之一。從二戰結束以後的那段時期，李光耀從初期的混亂中鍛造出了秩序，從此，他以新加坡建國之父的角色出現在世界舞台，他的治國成就成為檢驗全球各國政治家的標準。
起初，二戰後世界格局並未向李光耀提供可供參考的建國藍圖，在去殖民化發展的初期，新加坡只是馬來西亞的一個部份，但鑒於當地相當數量的華人族群與占多數的馬來族形成了社會撕裂，新加坡被馬來西亞切斷聯繫，驅趕出馬來西亞聯邦，後者希望借此讓這個難以駕馭的城市明白——他們無法擺脫對馬來西亞的依賴。
然而，李光耀的國家視野超出了對物質依賴的計算，他對於國家定位的選擇深刻反映當地人民的價值，因為李光耀堅持認為，新加坡是一個處在沙洲上的城市，缺乏可以利用的經濟資源，況且在殖民統治結束後，這裡海軍港口的作用更是消失殆盡，因此，新加坡只有憑藉當地人的智慧、勤勞和奉獻精神才能生存於世界民族之林，因為畢竟，勞動力是當時他們最主要的資源。
就這樣，這位偉大的領導人帶領這個社會走向他們從未企及過的高度，甚至可以說這個高度是他們從來都未曾想過的。通過素質教育、打壓腐敗以及高效的政府管治，李光耀和他的同僚們把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從獨立時的500美元提高到今日的55000美元，通過一代人的努力，新加坡成為全球金融中樞、領導東南亞地區的知識型城市，以及該地區最主要的醫療和會展服務中心，新加坡的成功在於對實用主義的非凡堅持，即向全球人才開放當地的各個行業，並採用全球最開放的體系來鼓勵他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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