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一家媒體分析了1992年至2014年間146份公開可查的農村涉黑判決書，發現67.5%的涉黑樣本村官屬於由“紅”變“黑”型，42.5%的涉黑樣本村官是靠暴力或賄選等“黑”手段獲得農村治理權。
從這些案件和數據中，是否感受到中國地方治安狀況（尤其是治理力度欠缺的農村地區）之憂，體會到那些地區的民眾維持正常生產生活的壓力與不易？這也就理解了劉漢黑社會集團被端掉之後，當地民眾放鞭炮相慶的心情。此次廣東緝拿的這些黑惡犯罪嫌疑人，儘管其規模、惡行、對民眾的脅迫程度比不上劉漢、聶磊這類大團夥的能量級，但其對基層政權的侵蝕破壞、對社會的危害在性質上卻是沒有分別的。
“黑”必須打，這已是社會共識，而“傘”尤其要一查到底、防止遺漏。為什麼公權力這麼容易淪為黑惡勢力保護傘？官員往往在給黑社會打掩護多年後才暴露，這折射出權力監督機制的虛設，而黑社會給辦案人員送點錢就能免罪，則折射出部分地區法治觀念的薄弱和法治體系的脆弱，是對法治公平的踐踏。
“黑社會傍局長”，“官員傍大哥”，要鏟除這種畸形的權力結構，說到底靠的還是法治的重建與完善。通過緝拿、追查和審理，讓黑社會及其保護傘伏法，同時警醒官員依法辦事，敬畏法律紅線，不要成為“民眾的對立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