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東中國海，人們正在目睹這種抗衡力量的運用。面對中國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管轄權發起的挑戰，奧巴馬總統明確表示《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適用於該群島。而且，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起到了加強防務合作和增強威懾力的作用。
在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的同盟和美國與新加坡乃至越南、印度的安全夥伴關系基礎上，一個潛在的印度洋-太平洋安全網絡正在逐漸形成。顯然，該地區正在尋求一種力量的平衡。
其次，過去35年來，亞洲的一貫模式是，伴隨著經濟奇跡的出現，政治體制改革隨之而來。但政治改革在中國會更加複雜，將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和時間表來進行。
對美國來說，這意味著要堅信自由和民主等“軟實力”的吸引力，而不是期待中國的改革將在某個特定的時候以何種方式進行。
對於美國的挑戰是：他們能否有耐心和遠見來保持安全方面的抗衡壓力。美國人往往尋求即時的滿足，但對華戰略要求把目光放長遠一些。如果相信自己的價值觀，美國就應該能够看到中國的漸進式變化。事實上，2010年的中國與1970年的中國已有天壤之別，而2035年的中國也不會和2015年一樣。
美國所面臨的政策挑戰將是調整和適應全球體系的結構性變化——中國的崛起是這一變化最形象的代表——同時保護和推進我們在亞太地區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在這一背景下，凱南關於對蘇聯政策必須“長期、耐心但堅定、警覺”的處方，是中國變成一個良性（競爭）夥伴的最大希望所在。（作者是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國際安全問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曼寧和美國國防大學國家安全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詹姆斯•普日斯圖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