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國和中國企業需要在對方國家的市場中獲得更廣泛的機會。
從農業綜合企業到醫療服務，美中經濟正變得日益互補，所缺少的是能更好地推動直接投資并為企業提供公平競技場的政策。
對中國來說這個問題尤其迫切，它需要通過競爭來消除經濟中的低效和扭曲。私營部門是中國新增就業的主要來源，但北京尚未向其開放很多高增長的行業。這將損害中國的私營企業并妨礙創造就業。
打破國家主導的市場壟斷并開放封閉的行業，將給中國和美國的私營企業——包括能在醫療保健、清潔能源和水處理等行業提供中國急需的服務和技術的美國中小企業——同樣提供巨大的機會。
第三，我在擔任財政部長期間曾親眼目睹了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世界需要有效的經濟管理。如果沒有美中協作，全球經濟體系根本無法適應21世紀的現實并有效地運轉。這就是20國集團在危機發生後得到重視的原因。發達的工業化經濟體有共同的利益，但如果要有效地處理當前的挑戰和未來的危機，它們就不能壟斷全球經濟管理。
更宏觀地說，中國的對外政策影響力和抱負將自然而然地擴張，以匹配其不斷擴大的貿易和投資網絡。讓中國成為一個發展中的、基於規則的全球經濟制度主要參與者，將有可能緩和美中兩國之間的對外政策衝突。（作者為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