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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12月17日電／在四川省成都市紀委近日召開的十二屆六次全會上，一位特邀監察員對崇州市委書記趙浩宇發問：“書記，你真的只有一套房子嗎？”趙浩宇回答：“我確實只有這一套房，組織可以核查。”
當一位級別較高的官員公開宣稱“我確實只有這一套房”時，公眾首先會進行事實判斷：是真，是假？可惜，這是一個幾乎無法作答的難題。就目前這種財產登記以及征信系統水平，別說普通公眾，就算司法部門也未必能輕易掌握一位官員的住房、財產情況。不知那位特邀監察員信不信，公眾或許半信半疑，蓋因說大話的官員著實不少。還記得廣州那位“六百帝”嗎？當時貴為市委書記，他還說自己“工作了二十多年沒買房”只好花600元租房呢。
官員在家庭財產上說沒說謊並沒有多大關係，關鍵在於，他的話是否具備可監督性——能被證實或證偽、證偽之後有責任追究。假如無人去證、不可證，或證偽之後不了了之，那麼，官員“述廉”就毫無意義。說到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早於1995年就存在，算起來足足20年，副處級以上官員按規定必須進行個人財產申報也已施行多年，有的地方還延伸到科級幹部。至於成效，不妨從有多少官員因財產申報不實而落馬中評估。
按照現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哪怕一定比例的抽查也具有一定的震懾力。至少，當組織對某位涉嫌違法亂紀官員進行調查時，其之前所填的財產申報表很可能就是一份證據或一個突破口。但若僅限於此，制度潛能並沒有發揮出來。嚴格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應該包括四個層次：一部專門的法律、對申報內容進行必要的審查、在較大範圍內公示、對謊報或瞞報行為進行懲戒，如此才稱完備。就信息公開維度，現在的官員財產申報只向上級公開，別說普通公眾，就算申報者單位，對官員財產申報情況知情者也寥寥無幾。知情面越窄，弄虛作假的成本就越低，謊報與瞞報行為就越便利。
可監督不僅體現在信息的獲取，更在於信息披露與問責的跟進，這更是當下難點。哪怕個別官員存在明顯的貪腐行為，擁有與收入不相符的財產，老百姓私下都清楚，也有議論，但直至被組織調查或司法介入，其問題才會被查處。監督的滯後性始終是我們的一個軟肋。就算官員不實申報被發現，如果沒有其他違法情況，多半也不會被重責。
可見，制度完善並落實到位才是關鍵。屆時，有官員聲稱只有一套房，公眾也會選擇相信
（來源：《京華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