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是真正有用的知識？從大的方面來看，就是經過時間驗證的，正確的治國理念和大政方針，既包括古代中國延續多年的寶貴傳統，如諫官諫議制度等，也有其他國家發明并實踐，證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作法，如民主和憲政等，它們具有普世的價值。當然，在中國，僅知道有用的知識還不够，還需要知道什麼是無用甚至有害的知識，因為我們曾有過痛苦的經歷。人們不會忘記，“文革”期間中國很多智庫就生產過大量有毒知識，由中國著名高校牽頭搭建的“梁效”寫作班子曾炮制過大量劇毒報告。當時的智庫不僅未起到糾正錯誤的作用（這顯然是奢望），相反，他們還煽風點火，激化矛盾，為“文革”推波助瀾。今天，中國的年青一代只要到圖書館或檔案室轉一轉，即可獲得如此印象。
考慮到目前中國智庫多由政府主辦，他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最有可能被領導采納，因而他們的影響力遠非其他政府機構可比。也正因如此，在中國，更要警惕智庫的“反智”行為。因為知識一旦掌握在心術不正的人手裡，這些所謂的“專家”就會將荒謬的主張和錯誤的結論披上華麗的外衣，通過理論恐嚇，綁架和俘獲決策者。
最新的例證來自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踐。在過去30多年裡，中國執行了史上最為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然而，對於限制人們生育這樣重大的公共議題，我們未嘗聽到過政府智庫的認真討論，相反，他們還為計劃生育政策大唱贊歌，論證這一政策的合理性，并提升至“國策”之高度。一時間，對計生政策所有的反對聲音全被屏蔽了，一些書籍甚至遭禁。對中國計生政策最可信的評論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就在幾個月前，當中國鬆動計生政策時，森即刻在國際主流媒體發表文章，稱中國的生育率其實在計劃生育政策推出之初就已經出現下降，中國這些年的低出生率與計生政策并無關系。這就意味著，中國過去幾十年轟轟烈烈且耗資不菲的計生政策毫無必要，純屬折騰。如今，由計生導致的人口結構危機和副作用正在加速顯現，一些政府智庫又忙著准備鼓勵生育的提議。從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政府智庫所扮演的角色，他們辜負了“智庫”所承載的真實涵義。
至此，我們可以大致知道未來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智庫了。面對功能重複且數量龐大的政府智庫，改革可先從去行政化入手，推動其逐步走向獨立，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中國決策者應該也可以從古代中國諫官諫議制度中吸取有益養分，讓部分政府智庫扮演起諫議機構的角色，這也是中國智庫真正有所作為的必由之路。此外，政府智庫還應服務於社會，面向公衆，實現開放式管理。
正如同中國任何改革都會遇到阻力一樣，上述舉措肯定也會遇到困難，為此，政府不妨先培植一塊新的領域，放開并鼓勵民間智庫的興起。這一建議源於中國過往的成功實踐。當年，在國有企業改革舉步維艱，強大得無法撼動時，政府通過開閘放水，讓民間力量進入，反而成就了盤活整個經濟的一步好棋。今天，民營經濟的作用和貢獻已有目共睹。或許，未來中國智庫的培育可從中得到一些有用的啓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