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國對亞洲適用的制度和規則所采用的方針與其對更廣泛全球問題的方針經常是不同的。在靠近家門口的地方，北京更可能反對現有規則，正如在海事和人權領域一樣。它也更可能推進亞洲內部而不是更遠地方的替代機構，如亞投行與上合組織等。與此同時，在幾個更廣泛的國際問題上，中國展示了支持，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領導力，如氣候問題。
其次，中國企圖削弱現行國際規則（以及美國在制訂它們時的主導作用），這與采取措施成批取代它們是有區別的。即使在海洋秩序方面（這或許代表了北京最明顯的犯規行為），中國往往選擇采取含糊的戰略，而不是試圖推動自己的新規則。北京堅持認為中國的行為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而不是堅稱其應該被廢除或修改。
第三，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提出的替代機制，美國不應采取下意識的拒絕主義。在這方面，奧巴馬政府反對亞投行就是一個不該做什麼的案例。美國應把工作重點放在鼓勵銀行治理透明度和提高其貸款標准的努力上。新的制度和組織不會自動使現行秩序遭到侵蝕，討論其中的具體規則和組織意圖才關系重大。美國的支持或反對應該相應調整。同樣，中國將如何努力實施其“一帶一路”項目還需拭目以待，但該項目可能會發展中亞的基礎設施，而這實際上能補充美國的利益。
第四，美國決策者應該認識到，在規則仍不成文的領域，美中關系勢必充斥著競爭。在諸如網絡安全和外層空間等領域，華盛頓尤其應付出極大努力，以打造新的治理結構，并運用外交努力來為它們贏得支持。在制訂規則時，它應爭取中國的支持，聆聽中國的聲音，但同時也要爭取其他國家反擊北京利用其聲音來破壞理應支撑這些規則的原則的任何企圖。為此，在這些新領域，打破規則與依從規則之分應盡可能快并盡可能明確地確定下來。
最後，雖然中國看上去實施了一個複雜的國際互動戰略，但它自己可能也并不知道這種做法未來將是什麼樣子。北京可能最終選擇認同新興的互聯網治理規則，或是在其經濟動蕩持續之時放棄一些區域經濟舉措。鑒於這種不確定性，適當靈活的美國政策必須考慮這樣一個現實，即中國在不同領域的參與戰略可能隨局勢發展而變化。
有效且持久的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要求決策者接受對華關系的新常態。中國將在部分領域進行合作，但在其他領域進行競爭。美國下屆政府將需要既與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攜手合作，又要在網絡安全及南中國海問題上態度強硬。
這種嘗試，要從理解當今全球秩序的現狀以及中國對其采取的多方面做法開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