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庭的裁決也給加快達成中國-東盟“南中國海行為准則”的呼聲帶來了問題。行為准則適用於該地區的前提是南海相關方之間存在尚未解決的海洋邊界爭議地區。在事實上劃分了中國與菲律賓的海洋邊界後（并提供了中國與越南的海洋邊界劃分原則），仲裁庭實際上削弱了繼續達成所設想的行為准則的理由。
如果將圍繞行為准則的互動簡化成圍繞預防機制的對話，制定并確定雙方准軍事力量接觸和溝通的原則，那麼這對東盟和中國都有利。這樣一套准則可以參照多國間的《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來制定。
南海的“職能合作”範圍無疑受到了限制。在沒有需要爭奪的地理重叠區域的情況下，中國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就會變成一句空洞的口號。沒有爭議就不需要擱置。
“職能合作”的性質需要從雙邊行動逐步發展成為跨領域的次區域活動。此類活動可以包括環境保護、海上搜救以及打擊海盜和跨國犯罪的合作。
仲裁破壞了這種刻意的模糊性，這種刻意的模糊性曾多次推動各方尋求對該地區邊緣地帶爭議問題的雙贏解決方案。而現在，亞洲的又一個邊緣地帶被變成了——用曾任英國駐印度總督的寇鬆的話來說——“要戰爭還是要和平的現代問題懸於一綫的剃刀邊緣”。緊隨裁決之後出現的脆弱平靜是不可持續的。
隨著中國和東盟小心翼翼地打造南中國海的“新常態”，它們正處於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它們要麼可以支持對其聲索海域內爭議問題的排他性解決方案——這是沿岸國家的首選；要麼可以支持全面而廣泛的合作框架以確保和平與穩定——這是中國的首選。不管它們選擇哪種道路，中國和東盟都必須首先就這一點達成重要共識。抹掉這一選擇要比抹掉會議聯合公報中的文字更難。得過且過也同樣不是可選項。（作者蘇拉布•古普塔系華盛頓中美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