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這種保護必須由成人提供的。但在現實中，“老師常常忽視、不了解情況，或感到沒有能力加以阻止”。
對於中國報道的案例，巴嫩貝格教授認為，“最好是老師、校方領導以及比如年級教學總長與雙方學生家長坐下來討論。受害者一方父母應清楚了解孩子所經受的不該發生的事情，父母要對孩子表示支持，而施加行為的一方父母的角色也很重要，因為這樣的行為方式是不可接受的，也就是較強的一方濫用自己的權力而淩辱其他學生。無論是否在刑法適用範圍內，這樣的行為都是不能容許的。”
就具體措施而言，格羅恩教授也表示，從班級層面，可以舉行有關霸淩、同學之間如何相處的討論會，并讓施加行為的同學也作報告。此外，通過召開班級、學校會議，制定行為規則。
中關村二小校長楊剛表示：“我們不想去處罰任何一個孩子，……學校教育承擔的更應該是一個協調者的角色，而不是懲罰者的角色。”對此，格羅恩教授認為，“處罰”的確是個很大的詞，應當說，必須要“承擔後果”，不能“毫無後果”。“ 這也是學校的職責之一，教導學生如何與人相處。違反規則，要有後果。”
格羅恩教授強調，相應的後果應當按照教育上有意義的方式進行。如果該類行為重複發生，德國學校有其他的規定，包括嚴重情況下停課數日至數周，直到退學，“不過只在重複發生的嚴重違規情況下。”
中國媒體報道稱，在反校園欺淩議題上，中國比歐美日等發達國家距離較大。例如，美國佐治亞州從1999年率先制定反欺淩法，至今全美都有了針對校園欺淩的立法。而在中國，針對校園欺淩立法上仍是空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