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7日電／當中國發布《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時，我的頭腦中亮起來一盞燈：中國終於“明白了”金融工程的局限性，并將回歸基本原則。
美國《福布斯》雙周刊2月2日載文《中國理解了金融工程的局限性》，文章說，作為常與中國監管高層和銀行業者交談的人，我一直被要求提供對許多金融前沿話題的深刻見解：衍生產品、證券化、私人理財產品、衆籌和金融創新。這是什麼？中國如何引導它？在我看來，金融工程在積累國家財富方面的正當理由尚待舉證。市場風險工程學權威裡奇•布克施塔貝爾注意到了這點。在其對危機的技術性根源的權威性研究《我們自己設計的魔鬼：市場、對衝基金與金融創新的風險》中，他給出的最佳建議是“謹慎”。就連中國老一輩的政治家、經濟學家成思危也在2014年底警告說，當心金融工程與危機之間的關系。他是中國虛擬經濟和複雜性方面的專家。
公平地說，金融工程將中國帶到了目前的經濟拐點。在2008年至2014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7.5：1上漲到約6：1後，回吐了約三分之二的漲幅，2016年跌至7：1。同時，為了控制通脹，中國央行拋售美元，購入人民幣，其外匯儲備減少了25%，從2014年峰值的4萬億美元減少到目前的約3萬億美元——是後危機時代外匯的平均水平，而且將進一步減少。
國家經濟資產負債表——不是賬面的，而是實際的——是非綫性的複雜系統。在該系統中，資金將資產、負債以及公私企業的股本聯系起來。公允價值是在可預測的未來資金成本的集合，為了產生波動較小的、可持續的增長，可以對資產、負債和股本進行調整。對於任何國家而言，這將是微妙的平衡之舉。但中國必須在其公民的財富預期與其對外關系的商業預期和一個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經濟體的物質約束之間實現平衡。
中國一直在使用傳統的金融工程工具推動增長，而這種增速按自然規律而言是不可能的。因此出現了“蹺蹺板”現象。如今，中國希望增加所有工具中最有影響力的工具——質量。這可能顛覆游戲規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