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已經成為在全世界展開的游戲。這對全球經濟和市場具有雙重意義。首先，全球政治體系正在變得多極化，在歷史上，這往往意味著更加不穩定。從中東的多個戰場（叙利亞、利比亞和也門的內戰）到朝鮮核與導彈計劃，再到南海，“大國”參與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衝突爆發點。
美國支持的減少、俄羅斯在東方更積極地行動、中國在東歐新建立的存在（投資基礎設施），以及激進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使歐洲成為地緣政治熱點區域。歐洲還面臨內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興起的問題，這反映了社會對個人安全和政府福利減少的擔憂。
在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擺脫全球化導致政治制度向著強人政治方向發展，這些強人往往承諾法律與秩序以及經濟擴張。印度、菲律賓和土耳其都是這種情況。
中國和俄羅斯都在更積極地確定自己的勢力範圍，這導致它們與歐洲、美國、日本和一些小國的摩擦。
第二個因素是，政治讓經濟決策環境變得越來越複雜。這是因為必須與更多複雜的外部變量和內部分歧作鬥爭，這些分歧反映了政治制度無能的一面，即難以應對技術帶來的破壞性影響和國民經濟的贏家與輸家之間更鮮明的對立。
經濟決策受政治的幹擾在美國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明顯。在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執政8年後，共和黨在白宮和參衆兩院占據絕對優勢。共和黨在經濟增長和就業方面的日程，本應通過立法程序快速推進。的確，對新政府將通過稅改、撤銷《平價醫療法》、金融去監管、財政刺激和基礎設施投資來實現自己日程的預期，使金融市場從去年11月至今，經歷了“特朗普衝擊”。但事實并非如此。
特朗普讓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正式通知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協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并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然而，白宮的其他日程卻在國會受阻，而且最大的問題來自共和黨內部。與此同時，一樁接一樁的“醜聞”（解雇科米、俄羅斯問題、總統及其家族的潛在利益衝突），導致白宮在經濟決策上分心，并引發了一定程度的內訌。
北京、布魯塞爾、巴黎、柏林、倫敦和東京的領導人也面臨著很多同樣的問題。這一切所引出的重要問題是，美國在特朗普領導下，會在多大程度上放棄世界事務的領導地位。每一次大國的後退，都會給其他國家提供機會。有一種說法是，大自然討厭真空，在國際關系上也可以這麼說——多極體系更容易引發不穩定。（作者斯科特•B•麥克唐納系美國史密斯研究與評級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