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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把穩就業作為“六穩”之首為標誌，開啟了“積極就業政策3.0”的時代。 |
中評社北京2月21日電／面對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的局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要全面正確把握宏觀政策、結構性政策、社會政策取向，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中央提出“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是當前我們做好經濟工作、保障穩定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內容。“六穩”的順序安排與時俱進，具有深刻的政策含義。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文章表示，總體而言，“六穩”中雖然沒有“穩增長”的直接表述，但是，在穩就業這個民生底線和穩金融這個防範系統性風險底線之後，其餘“四穩”都是穩增長的內容。因此，把就業放在“六穩”之首，意味著按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更加強調“保就業、穩民生”。
積極就業政策3.0
文章稱，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勞動力轉移配置的市場化程度較低，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目標中沒有明確的就業要求。自經歷了20世紀後期就業衝擊和勞動力市場改革後，中央於21世紀初確立了積極就業政策，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實行促進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將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列為宏觀調控主要目標。此為“積極就業政策1.0”。2008年前後，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提出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政策內容更加充實。此為“積極就業政策2.0”。
為了從理念上更能強調保障民生的重要性以及解決好就業問題在其中的突出位置，在中央文件以及各種重要政策表述中，一直都是把確立和實現就業目標作為一項民生保障的要求，歸入社會政策的範疇。如果說在政策表達中這樣處理有利於提高就業政策優先地位的話，在政策實施層面未能把就業政策納入宏觀經濟政策體系中，則會導致穩定就業的要求在政策工具箱中的位置不恰當，也就造成穩定就業的措施難以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有效銜接，就業目標的優先序也容易在政策實施中被忽略。
以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要求，並把穩就業作為“六穩”之首為標誌，開啟了“積極就業政策3.0”的時代。這樣，通過對積極就業政策在政策工具箱中位置的調整，即把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以及勞動力市場各類信號納入宏觀經濟政策抉擇中予以考量、決策和執行，積極就業政策才可能真正落實，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底線才更加清晰且可操作，民生得到更好的保障。
認識就業指標及現狀
文章分析，最重要的勞動力市場指標是失業率。長期以來，中國統計發布城鎮登記失業率數據，但是，該數字長期穩定在4%左右，變動幅度極其微小，也意味著其對勞動力市場變化不敏感。由此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不受周期性因素影響的自然失業率，即結構性失業率和摩擦性失業率之和。至於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經歷過大幅攀升之後逐漸得到改善，自2008年之後穩定在5%上下的水平。
在積極就業政策1.0版和2.0版的執行中，之所以對勞動力市場衝擊作出及時反應的政策手段，始終未能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箱中得到充分體現，一個關鍵的制約就是失業率等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健全，有時還難以解釋。通過準確理解城鎮登記失業率與城鎮調查失業率，並通過這兩個指標及其關係認識當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狀況，我們可以看到，第一，中國勞動力市場已經具備了典型的指引性指標，以及據此作出反應的勞動力市場行為，都為宏觀經濟政策決策創造了條件。第二，迄今為止中國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尚無需出台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性宏觀經濟政策措施。
在具有勞動力剩餘特征的二元經濟發展時期，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遭遇的最大的也是最後一次衝擊，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其影響延續此後大約10年。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中，隨著勞動力供求關係發生了根本性逆轉，二元經濟發展特征逐漸式微，中國經濟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在2008年前後，一系列經濟發展指標和勞動力市場指標如失業率等，不僅發生了數量上的變化，也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
直接觀察和計量估計都表明，至少在2008年之前，4%左右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總體處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上，因而，較高的調查失業率與相當於登記失業率水平的自然失業率之間的差，則是對宏觀經濟更為敏感的周期性失業率。並且，由於農民工不能享受城市的失業保險，一方面無力承受在城鎮處於失業狀態，另一方面可以依托承包地(農業)這個剩餘勞動力蓄水池，由此，他們一旦離開工作崗位通常會返鄉務農，所以他們的勞動力市場狀況既不影響自然失業率，也不影響周期性失業率。而當時城鎮戶籍人口的就業常常受到政策保護，積極就業政策也取得了較好效果，所以，除了就業衝擊最嚴重的2000年前後，周期性失業率並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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