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31日電／2009年被視為中國新醫改的元年，國家公布了關於醫改的頂層制度設計，至今已是第10個年頭。新醫改為醫療、醫保、醫藥中的諸多“疑難雜症”開出了處方，療效幾何？記者採訪了部分參與和研究醫療體制改革的官員和學者，回顧和梳理了醫改進程中的經驗與挑戰。
“掏空腰包看病”成歷史 財政投入結碩果
全球第188位。2000年，中國在世衛組織衛生籌資公平性榜單上位居末流。“不能讓群眾掏空腰包看病。”醫療體制市場化弊病逐漸引發反思。2006年，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確立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屬性，開始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
“有位東北出租車司機跟我講，過去得了病就是忍著、耗著，哪敢看？現在報銷比例高了，看病負擔小了。”北京大學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說，讓群眾不再恐懼看病，是衡量醫改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
從看病“自掏腰包”到國家“拿大頭”，醫改十年來，公共財政支持力度持續攀升，醫療籌資水平不斷提高。2009年至201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年均增長14.2%。與此同時，個人衛生支出占比從十年前的37.5%降至28.7%。
2009年至2017年，全國每千人口病床數從3.3張增加到5.7張，每千人口執業醫師從1.8人增加到2.4人，基本實現每個縣有一到兩所公立醫院、鄉鄉有衛生院、村村有衛生室。
醫改全國一盤棋，一個也不能掉隊。“合理布局優質醫療資源，讓城鄉共享醫改成果。必須著力破解因病致貧、返貧難題，讓困難群眾也能看得起病。”國家衛健委財務司司長何錦國說，從全國來看，建檔立卡貧困戶醫藥費個人支付比例僅需8%左右，對農村貧困人口予以照顧傾斜，醫療救助制度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
2015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有序引導優質醫療資源向基層下沉，促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公平可及。2009年至2018年，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直接補助從292億元增至1974億元，年均增長23.7%。全國832個貧困縣的1180個縣級醫院實現三級醫院對口支援，92%的貧困人口在縣城就能看上病。
徐恒秋2006年在安徽省衛生廳任副廳長，2013年離任。七年時間裡，她見證了安徽新農合報銷比例從10%到69%的躍升。“我親眼所見，一個農民和一個幹部同住一間病房，老農的報銷比例超過了幹部。幹部不解，老農報銷的怎麼比我還多？” 徐恒秋說，十年醫改在醫療資源均等化上取得了豐碩成果。
從十年前廣州市花都區農村衛生站試點“一元錢看病”，吸引村民小病不出村，到開展家庭醫生簽約服務、雙向轉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築底作用越來越強。
“互聯網+慢病管理”“互聯網+預防接種”“互聯網+出生證預約”……近年來，廣州打造市民健康信息聯網平台，深化“互聯網+醫療健康”信息服務，讓群眾少跑腿、更便利，共享優質醫療資源。目前，平台已接入廣州各級醫療機構300餘家，2019年底可實現公立醫療衛生機構全部接入。
醫改步入“深水區” 三大難題待攻克
“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到了啃硬骨頭的攻堅期。”2016年，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為醫改定調，改革將持續發力。儘管從財政資金流向和宏觀政策導向來看，“三醫”聯動改革有著積極的支撐面，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阻滯改革的“硬骨頭”也已逐漸浮現。
分級診療效果不理想。公立醫院改革關乎群眾日常就醫直接體驗。然而，分級診療制度推行多年來，最初根據患者病情分流，由不同層級醫療機構診療的設想效果並不明顯。“相反，越來越多的人湧向大醫院，門診量繼續快速上升，甚至三級醫院的門診量和二級醫院調了個個，老百姓去大醫院看病多有不便。”李玲說。
來自專業醫學雜誌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現有年門診量超300萬人次的“超大門診量”公立綜合型醫院超過50家，多數集中分布在東南沿海和經濟發達地區，包括部屬部管醫院、大學附屬醫院、省屬醫院、市屬醫院以及軍隊醫院等各個類別，個別超大型綜合醫院年門診量已突破700萬人次。
超大型綜合醫院的建設對域外醫療資源布局具有虹吸效應。原衛生部部長高強就此提出質疑：“一些大型三甲醫院的確集中了不少優勢醫療資源，特別是人才資源。但把優秀人才、好醫生都集中在一處，當地看不了病，必須跑到你這裡，這符合區域衛生規劃、醫療資源的合理布局嗎？不一定。”
在英國、荷蘭、澳大利亞等部分發達國家，家庭醫生首診和轉診制度被嚴格執行，除急診外，患者需經轉診才能到上一級醫療機構就診。作為分級診療的重要環節，儘管國內不少大中城市也探索實行家庭醫生簽約制，但收效甚微。
一位中部省份醫療衛生系統幹部告訴記者，家庭醫生簽約制在不少地方淪為形式主義，簽了那麼多約，但真正在診療過程中起作用的並不多，很多病歷檔案沉積多年，進不了信息系統，成為廢紙。
醫改統籌協調失衡。從籌資能力、醫保水平和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等多個方面來看，醫改仍存在部門、地區間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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