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已經成為各國民衆對當今世界的最大感受，而如何解釋、化解這種不確定性卻幾無共識。雖然各國都將改革視為破題困境的關鍵，但在實踐過程中又普遍面臨舊有利益難以打破、改革口號響亮、可有效辦法不多的窘境，包括英法在內的很多歐洲國家都遇到這種情況。如此狀態之下，各國對“解釋世界”的關切程度大幅提升，甚至有觀點認為，當今世界正遭遇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理論不足”。也是在這一背景下，近年來出現傳統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在自省的同時，越來越多開始向原本對立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尋求借鑒。在這過程中，中國智慧抑或中共在此方面的創新又成為關注焦點。已經提出要保持“四個自信”（其中就包括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及多個公共產品和與西方不同的一些發展理念（如“一帶一路”倡議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共，也樂於同世界加大交流和分享，但真正做到自信最後還得落實到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從這個角度看，中共需要對當前階段的社會制度、國家治理有一個更加清晰的描述，而解釋越清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背後所具有的公共意義和普遍性就更明顯。
由此來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聚焦社會制度和國家治理，兼具了內外需求的雙重考慮。面對國內外環境的重大變化，向來重視理論建設的中共延續了傳統，體現了世界最大政黨的危機意識及日趨成熟的執政黨特質，及時更新自身理論體系，并嘗試給出清晰的描述和路徑，這既是中共長期執政的需要，也是在凝聚黨內、國內共識，更是在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