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共同出版物與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還想知道美國和中國學者在發展新知識方面發揮的作用。中國學者真的在依附於美國項目嗎？還是說他們在創造新知識方面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研究了引用量排在前500名的聯合發表文章，考慮到第一作者的重要性——其在相關研究出版物中所做的工作比其他所有作者都要多，我們還確定了哪些學者擔任了第一作者。數據顯示，中國學者在近一半的中美聯合出版物中擔任第一作者，而美國學者擔任第一作者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最後，我們想了解哪些資助機構支持的美國和中國研究出版物最多。和第一作者一樣，中國在資金方面發揮的作用比人們想象的要大。在10個最常受認可的資助者中，7個是中國的，3個是美國的。事實上，中國資助機構資助的出版物數量是美國資助機構的3.5倍。從2014年到2018年，中國資助的出版物數量增加了近200%，而美國資助的出版物數量只增加了不到50%。
總之，這些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威脅論”把一個複雜的現實過於簡單化了。美國限制與中國研究合作的政策將主要削弱美國的生產力和經濟增長。
為了美國的利益而限制科學生產可能會帶來一些直接的“好處”（例如國家安全、全球競爭等），但保持或加強研究合作將給美國作為全球領先的知識生產國以及推動全球科學發展帶來其他好處，甚至是更大好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