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包括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例如，武漢有1.2萬名社區網格員。他們對應所在社區的多個單元，每個單元都有居委會提供服務。每個居委會有5至9名工作人員，負責成百上千戶家庭。
樓長和單元小組長是居民與外界聯系的關鍵環節。這些人通常是退休人員或共產黨員，他們自願做社區成員的代表，履行居委會的職責。物業管理公司通常負責建築物、設施和公共空間的維護。在封閉期間，他們成為封閉社區抗疫活動的協調人。
政府還從共產黨員、公務員、非政府組織社會工作者和志願者中招募臨時工作人員。居民們還每天組織起來，通過社交媒體相互幫助。超市和便利店等私營商家也一直營業。人們更依賴網上購物，還有一些餐館提供外賣食品。
中國的經驗和教訓表明，社區在對抗新冠病毒的戰鬥中為醫療專業人員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結構。雖然我們不能從中國的案例中概括出一切，但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社區層面采取行動，把這種病毒給更廣泛的社會成員造成的健康損害降至最低。（作者為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秉勤和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人口老齡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魯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