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任何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外交政策都有其代價。拜登政府對俄羅斯和中國（以及伊朗、朝鮮、委內瑞拉等）強硬提出關於所謂“人權”原則性問題不算難。畢竟，這些國家不是美國的盟友，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成為美國的盟友。但是，對土耳其或沙特這樣的國家呢？一方面，長期以來，安卡拉和利雅得在美國一直被視為惡意侵犯人權者。另一方面，華盛頓急需與兩國合作。如果白宮采用雙重標准，如果人權問題服從於當前政治局勢的考量，那麼意識形態上的“十字軍東征”在它開始之前就失敗了。而且，假如拜登不想放棄原則，那麼這種原則性的政治代價可能會過於高昂。
新“民主浪潮”未出現
但這還不是重點。如今，盡管“民主和人權”問題仍然很重要，但地平綫上暫時沒有掀起新的“民主浪潮”。如果說30年或40年前，公衆對“自由”的需求是大多數街頭抗議、政治起義和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那麼，今天的公衆更可能為他們認為不公正的事情抗議。過去一年發生的諸多事件，從西方聲勢浩大的“黑人的命也重要”運動到俄羅斯的納瓦利內事件引起的廣泛反響，反映出人們對社會公正的需求比對“民主和人權”的傳統需求要強烈得多。
對“自由”的渴望和對公正的渴望同樣是人類固有的本性。然而，在歷史的各個階段，這些渴望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例如，在20世紀上半葉，對公正的需求壓倒了對“自由”的需求，這給很多國家和全世界造成了影響——從蘇維埃政權在沙俄取得的勝利到美利堅合衆國實施“新政”。在20世紀下半葉，鐘擺開始朝相反的方向運動，這催生出“裡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導致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以及拉美多個軍事獨裁政權的垮台。
看起來，鐘擺似乎在達到“自由運動”的極點之後，再次返回以公正為主要價值觀的狀態。倘若如此，那麼中國領導人最近關於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的表態，可能會輕而易舉地勝過拜登總統全部關於“自由民主價值觀”和“人權”的“雄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