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采用包含“我-我”和“我們-我們”等思維方式的二乘二矩陣，可以把中國的做法與其他國家的做法進行比較。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都是“我-我”思維方式的代表，尤其是在前總統特朗普的領導下。在這種思維方式中，與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相比，集體利益居於次要地位。
但是，如果說拜登政府的新冠肺炎抗疫戰略有任何暗示意義的話，那麼它可能會推動美國采取“我-我們”策略——仍然強調個人權利，但著眼於集體利益（盡管它無疑將面臨堅決抵制）。歐洲社會民主國家是“我-我們”思維方式的典型代表。
就亞洲國家而言，它們大多屬於“我們-我”一類，把集體放在首位，但仍然強調個人權利。
然而，中國對集體利益的重視程度之高，足以令這個國家被歸為“我們-我們”一類。
“極端競爭”不利中美
顯然，國際融合的加深使得外部力量能够影響中國的思維，正如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一樣。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動態反饋回路往往被視為零和游戲。各國不僅死守常規的方法和視角，而且試圖將自己的思維方式強加給他人。
作為美中兩國之間“極端競爭”的一部分，拜登計劃建立一個西方國家聯盟來應對中國，這正是他准備做的事情。這會讓所有人的處境都變得更糟。畢竟，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凸顯的，全球合作對於應對包括恐怖主義、移民、不平等和氣候變化在內的跨國挑戰至關重要。如果國家之間挑起爭鬥，這些挑戰只會越來越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