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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潔篪在中美高層戰略對話開場白中闡明中方有關立場。 |
中評社香港4月16日電／有些熱戰的戲劇性還不如冷戰那樣徹底。蘇聯解體30年後，我走進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重新開放的一家電影院，看到《信使》中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扮演的角色被卷入古巴導彈危機。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4月13日載文《美國自冷戰以來變化太大，無法故伎重演》，文章說，銀幕上的冷戰是有趣的：它事關重大卻沒有（太多的）流血。只有當美蘇衝突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模板時，麻煩才開始出現。談論“遏制”中國已經成為常態。有一定地位的美國共和黨人大談所謂“自由世界”。如果冷戰只是個不恰當的歷史比喻，那也不過是場學術之爭。但風險在於，這種比喻也會自我實現。美國或許會說服自己，但那意味著忽視本國社會已經發生多麼大的變化。
關於這次超級大國之爭與上次的結構性差異，人們已經說得足够多了。最顯而易見的是：中國是商品貿易大國，持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是游客和學生的來源地，與美國緊密交織的程度是蘇聯從來沒有過的。拆散中美兩國堪稱一個時代的技術難題。
但2021年與1951年的真正區別在於美國自身的內在特性。20世紀中葉，美國具備與外部對手無限期對抗的條件。它仍處於從珍珠港開始的戰爭狀態。征兵工作仍在進行。對政府的信任度如此之高。
從整體看，美國是一個穩定的社會，移民程度較低，有政治共識，甚至從將軍轉行做總統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在卸任公職時，都對美國的軍事化程度感到不安。
在過去至少一代人的時間裡，這些評論中沒有一條再適用於美國。公衆對聯邦政府的信心非常低。關於外部衝突的最新記憶讓人感到不光彩。共和黨-民主黨的共識已經瓦解，當前的黨派之爭可能是任何富裕西方國家中最惡劣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