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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香港總和生育率和出生率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制） |
中評社香港7月19日電（評論員 林艷）隨著香港人口平均壽命不斷增加和香港生育率持續下跌，香港的少子化和老齡化等問題日益嚴峻突出，香港社會正面臨人口“灰犀牛”帶來的風險與挑戰。我們以為，香港對此應該高度重視並積極採取應對，切莫低估了人口危機帶來的巨大影響。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2019年，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達44.6歲，2069年將上升至54.2歲。其中，2021年香港65歲以上老年人口高達19.1%，並預計在2030年達到27%。按照聯合國定義，目前香港已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在亞洲區內僅次於日本，預計2030年將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在面臨嚴重的“老齡化困境”的同時，香港還長期深陷“低生育率陷阱”。 最近三十多年，香港生育率均呈下跌趨勢，已長達36年低於1.5的警戒線，去年更是跌至每名女性僅生育0.87名子女，遠低於2.1名子女的更替水平。從人口總數看，自2014年起，香港的自然人口增長不斷下跌，2018年只有6700人，到去年人口則是自然減少6700人。由此可見，人口“灰犀牛”已經正在緩慢地向香港逼近。
人口“灰犀牛”的潛在危機和影響是深遠且巨大的，日本就是一個典型。日本自1990年勞動年齡人口佔比達到頂峰後進入快速老齡化階段，1996年勞動年齡人口出現負增長，2007年日本成為世界首個“超老齡化社會”。隨著生育率持續下降，日本2009年總人口出現負增長。人口老齡化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包括勞動人口數量減少、人均GDP下降、總需求萎縮、通貨緊縮、財政負擔持續上升等等，三十多年間，日本實際GDP幾乎零增長，名義GDP負增長，被經濟學界視為長期停滯的典型。這就警示我們，如果不能及時重新獲取“人口紅利”，香港長遠發展必將面臨難以逆轉的深層次、結構性困境。
從世界經驗看，解決人口“灰犀牛”的主要途徑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制定鼓勵生育的政策措施來提高本地生育率，另一種則是引入較為年輕的外來移民。對比來看，老齡化程度高、生育率低的國家和地區普遍進入了“後現代化”社會，影響居民生育意願的因素十分複雜，其中既有經濟社會層面的，又有文化心理層面的，這就決定了政府鼓勵生育的政策往往成效不彰，可謂“遠水救不了近火”。相反，在實踐中，真正有效緩解和解決人口困境的多是吸引外來移民的政策。比如，德國為了緩解人口萎縮之困，長期以來堅持採取積極的移民融入政策。據OECD2019年的統計，在1999年至2016年間，德國共接受625萬具有永居資格的移民，其移民人數僅次於美國位居第二。面對2015年爆發的“歐洲難民危機”，德國主動接收上百萬難民，很重要的一個考慮就是解決本地人口結構問題。總體看，外來移民不僅短期內幫助德國補充了短缺的勞動力，而且由於其平均年齡中位數低、生育意願相對較高，還從長期減緩了德國的少子化趨勢。當前，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從2006年的1.3上升到最近的1.54，從歐洲尾部重新躍升到歐洲的中游水平。再比如，英國由1995年至2011年引入了大量移民，為英國帶來龐大的人力資源。有分析顯示，假如這些移民在出生起便在英國接受教育，英國政府就需要投放140億英鎊，才能把該移民培育到其抵達英國時所擁有的同等教育水平。可見，無論是算短期的“經濟賬”，還是算長遠的“發展賬”，科學有效的移民政策都將產生廣泛的正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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