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仇視俄羅斯的要求在華盛頓形成後,立陶宛人很高興。這符合他們的民族感情,卻沒考慮與一個有巨大市場的鄰國爭吵可能給立陶宛經濟帶來多大的損失。
在特朗普當政後把對抗中國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則時,立陶宛人也參與了這場游戲。同樣也未考慮經濟後果,好像歐盟最貧窮和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可以承受同時與幾個全球大國的立場衝突似的。特朗普連任失敗後,立陶宛也未改弦更張,因為拜登政府重申了與北京對抗的方針。
如果有人想用他們的經濟發展機會來換取忠誠於美國的象征性姿態,那就讓他們去換吧。顯然,膨脹的“自豪感”使他們無法思考立陶宛在西方政治體系中可以扮演哪種角色:是與核大國對抗的戰鬥先鋒,還是一個試驗模型;是一個最沒用的乘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本教學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