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國衝擊是實用主義。這種實用主義說服中國邀請香港數以千計的資本家和制造商將業務轉移到珠江三角洲。正是這種實用主義支撑了第三次衝擊，這次衝擊成功動員了遍布世界各地的4000多萬海外華人到中國內地投資和生產。這不僅使中國獲得了非同尋常的資金和技能，而且為多樣化供應鏈奠定了基礎。如今，這些供應鏈將中國編入全球貿易體系。
第四次衝擊可以說歸功於蘋果公司以及該公司的一個決定，即通過台灣富士康公司將iPhone手機的低附加值組裝綫設在中國大陸。亞洲開發銀行2010年關於中國iPhone手機制造的一份簡短案例研究顯示，中國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供應鏈的中心，卻只獲得該行業名義出口價值的7%。這項研究詳細地表明，中國裝配工人被固定在供應鏈中導致他們無法致富，而這條供應鏈中所有高附加值部分都牢牢地安置在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
從那時起，北京開始提高最低工資，將低附加值組裝外包給亞洲其他國家，并在價值鏈上攀升，目的是獲得附加值更高的角色。這造成了第五次“衝擊”。
中國的另一個重要“衝擊”是認識到進步取決於建設強大的基礎設施。這不僅增強了中國自身的競爭力，而且催生了一種認識——這體現在“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構中——即只有在其他發展中經濟體也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時，中國才能與它們建立牢固的貿易聯系。
這些衝擊都沒有顯示出邪惡的意圖，也不是敵對行動。相反，它們表明，中國有意加入并參與有利可圖的全球經濟。不幸的是，那些支持“華盛頓共識”的人對“中國衝擊”有不同的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