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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1月11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1月10日載文《中國公民為何熱衷網絡反腐？》，摘要如下：
當前，網絡反腐已經成為中國公民參與反腐敗的重要方式。從華南虎照事件（2007年）、南京“天價煙”事件（2008年）、鄧玉嬌案（2009年）、杭州飈車案（2009年）、羅彩霞事件（2009年）、山西省臨猗縣磕頭門事件（2009年）、“我爸是李剛”事件（2010年）、浙江錢雲會案（2010年）、西安藥家鑫案（2010年）、陝西“表哥”事件（2012年）、重慶“不雅視頻門”（2012-2013年）、範悅事件（2013年）、湖南城管打死瓜農事件（2013年）、以及反覆發酵的郭美美事件等等一系列案例中可以發現，中國公民非常熱衷網絡反腐。為什麼中國公民會特別熱衷網絡反腐呢？
第一，自媒體時代的來臨和互聯網的放大效應，充分彰顯了草根的力量。互聯網不僅創造了新的信息傳播方式，而且正在顛覆一些傳統的觀念，使網民通過網絡表達訴求，更容易發揮和展現其影響力。隨著互聯網的擴展和新的通訊工具的不斷產生，一個與傳統媒體時代完全不同的自媒體時代已經來臨。在自媒體時代，每一個人都能夠獨立獲得信息和發布信息。這種新的信息傳播方式，不僅消解了傳統媒體在信息傳播中單向式的、中心化的話語權威；更重要的是，它賦予了交往主體前所未有的自由與平等，建構了一種自由表達的機制。也就是說，在網絡時代，話語權顯著下移，普通公民的話語權大大增強，技術進步賦予公民更強的話語權，使得網絡反腐比利用其他方式更有效、更有力。
同時，網絡信息傳播的特點也與傳統媒體有著極大的差異。網絡傳播過程中很容易出現“蝴蝶效應”，這意味著任何一點小小的浪花，都有可能借助網絡媒體掀起軒然大波，網絡上的一條小消息，可能引起大量網民的關注或介入，從而引發重大的社會反響。並且，網絡空間中信息的選擇性越大，同構性也就越大，不同意見與立場的衝突，在特定的網絡空間中就會越來越少，從而會更加強化某一態度和立場，形成極端傾向，造成“網絡群體極化”現象。這些特點，意味著網絡媒體對於特定問題或者特定事實，具有極大的放大效應，能夠在短時間內引發轟動效應，獲得極大的關注度。這樣，網民通過網絡舉報、網絡曝光或網絡輿論監督，參與到反腐敗過程中，變得更加容易，並容易形成具有強大震撼力的社會影響。
第二，網絡反腐更快捷方便，更有效率。對於普通公民來說，傳統的監督方式大多是相關受害人或知情人通過郵寄舉報信件、撥打舉報電話或上訪等方式，向相關職能部門檢舉揭發腐敗問題。互聯網打破了傳統監督方式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障礙，加強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聯繫，架起了兩者之間聯繫和溝通的“快速通道”，為普通公民在腐敗治理中發揮作用，提供了非常快捷方便的媒介。任何人只要擁有具備聯網功能的通訊信息設備，就可以輕鬆通過網絡與他人進行溝通交流，並且成本遠遠低於傳統媒體。通過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舉報網站，對腐敗問題進行監督或舉報，在網絡媒體上對腐敗現象進行揭露或曝光，都非常快捷方便，而且門檻極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