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國需要花更多時間全方位思考戰時歷史，這樣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舉個例子，我在書中花了很多筆墨寫汪精衛，有人好奇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寫一個漢奸。我的想法是，只有全方位看待不同人群的反應，了解其動機，才能明白故事全貌。如果只研究英雄，你所了解的只是戰爭的一部分。
記者：二戰因70周年紀念而成為今年的一個話題，但世界範圍內對二戰的理解有偏差，從亞洲到歐洲，都存在對歷史的“修正”。您對此怎麼看？
拉納·米特：歐洲和亞洲的修正主義不同。在歐洲，二戰已確確實實成為過去，雖然當下有各種危機，但這些和二戰已沒有關係。然而在亞洲，二戰仍然是時政，仍影響到今天，部分原因是該地區對二戰的敘事沒有達成一致。
以日本為例，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它的態度大相徑庭。在中國大陸和韓國，人們對日本有著非常負面的記憶：慰安婦、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等等。但在台灣，有些人認為日本殖民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現代化。在印度，曾經和日本合作過的印度國民軍最高指揮官蘇巴斯·錢德拉·鮑斯至今都被奉為民族英雄。在緬甸，人們對日本的態度居中，他們對日本人沒有什麼好印象，但同時認為日本入侵幫助摧毀了西方帝國主義。
在亞洲，一些國家對日本的態度並沒有在更廣泛區域內達成共識。因此，亞洲很難在對待日本問題上統一意見。如果人們能夠更多地想想今日之亞洲，可能會有助於解決歷史問題。該區域最需要做的是完成1945年未能完成的事業——創建一個有著國際共識的安全協商機構，在這裡，中、日、美以及其他亞洲國家能夠共同行動。這才是1945年應該留下的更好遺產，只是如今的區域政治家能否做出這樣的選擇就無從可知了。
記者：您的專著出版已有兩年，關於中國與二戰，您有什麼新感想？
拉納·米特：這本書在中國反響很好，我感到非常榮幸。本書初衷是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做出的犧牲，在中國獲得這樣的關注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榮譽。當然，這本書也捲入了一些關於中國在戰爭中重要地位的辯論。可以說，中國的二戰歷史問題仍在發酵，興趣仍在增長。我在中國時，發現越來越多的人想去談論、辯論中國在戰爭中的作用。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為對更多參與者以及細節的了解，能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當時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發生。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