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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政論家朱高正（中評社記者 宋楷文攝） |
中評社洛杉磯3月13日電（作者 朱高正）念高二的時候，我就主動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因為我在上高中前已經把包括《實業計畫》《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權初步》以及《三民主義》在內的《國父全集》都已經通讀過一次。上高中之後，每天睡覺前我習慣要花個把小時，讀一講《三民主義》。因此每個月我就能把《三民主義》十六講讀兩次。因為由衷佩服孫中山救國救民的主張，我在高二下學期就主動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然而，加入中國國民黨不到半個月，我就發現國民黨根本就不再講《三民主義》，蔣介石關於民生主義育樂兩篇的補述竟然淩駕十六講的本文。這讓我想到，蕭萬長是歷任“行政院長”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第一個不提三民主義的，這也意味著國民黨對三民主義的背棄。我加入中國國民黨，是因為認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認同中國。因此我發現真相之後，就毅然決然退出了中國國民黨。
記得我退黨的時候，就開始考慮如何創建一個新的政黨。我曾考慮過鼓勵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分別加入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在取得領導權之後，再將兩黨合併為一個政黨，用這樣來突破國民黨的黨禁政策。但後來發現青年黨跟民社黨，都是國民黨豢養的花瓶政黨，想要加入這兩個花瓶黨之後，再把這兩個黨合併成新政黨，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此我就走上了另外一條路，在1971年11月12日，也就是國父誕辰紀念日，邀集濁水溪以南，包括嘉義、台南、高雄等重點高中的二十幾位高材生組成“易興復華會”。該會的宗旨就是“振興易學，恢復中華”，加入這個組織都一定要熟讀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根大本《易經》。
其實，我要坦承，孫中山就是我日後從事政治活動的啟蒙師。我在上高中前，固然已經把《國父全集》通讀過一次，上了高中之後，每晚睡覺前一定要讀一講《三民主義》。所以高中畢業前，我對《三民主義》的理解就遠遠超過三民主義研究所的碩、博士生。記得關於三民主義的著作當中，最具學術價值的就是由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崔書琴教授所著的《三民主義新論》，這本書是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我讀過好幾次。
但很不幸，我在高三的時候，因為提個問題而得罪老師。我向三民主義老師問說：“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花那麼多時間說明，民族主義在中國也可以叫國族主義，說我們是由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當年他作三民主義的演講，是在廣州女子師範學校，不到半年之後，孫中山就去世了。但為什麼他在遺囑裡面提到，希望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我跟老師問，我們到底是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還是多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我的老師竟然跟我說：“朱高正，國父講的有時候也不是全對。”他想要私了。我就跟老師講，如果國父講得不對的話，就應該予以糾正，這樣才是弘揚三民主義之道。因為這樣，我就得罪了老師，在畢業考的時候只給我59分，但我拒絕補考。我一輩子就只有一科不及格，那就是三民主義。
後來我參加大學聯考，三民主義拿到87分，是當年台南一中參加大學聯考三民主義的最高分。所以在開學前一天，我就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校門口，大意是「“人原就讀於高三17班，這次聯考三民主義得到87分，是參加應試的最高分。我在這裡要跟大家揭發一個事實，我畢業考，三民主義只有59分，只因為我跟老師的意見有所不同。我的老師是某某某，為了不讓我可愛學弟們自由思辨的能力，遭到這樣老師的迫害，我要揭發此事。”我們的校長李昇先生，就是現在大名鼎鼎李安導演的爸爸，他一看到這張大字報之後，就下了一張條子說，“此張布告一週內不得撕毀”，還蓋上校長的印章。我看這個三民主義老師的尷尬可想而知。
記得當年大一的時候，國父遺教是必修課，給我們上課的是一位姓程的老師，人長的既矮又胖，任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他的課程安排在禮拜六的三、四兩節。那時候禮拜六就這兩節課，他的課就只是抄黑板，我實在受不了，因此上了第一節課之後，我就沒有再去上過課。期末考，我就找了班上一位楊姓女同學，把她的筆記借來翻閱一個小時，結果我得到最高的88分，而這位楊姓同學卻只拿40分。下個學期我也沒去上課，要考試的時候想再跟楊姓同學借筆記，但她不願意再借給我，我只好借別人的，結果我還是拿了最高的88分。這意味著我對三民主義就像《易經》一樣，早已經鑽進了我的血液裡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真正的實踐者是標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把孫中山的實業計畫基本實現，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完成全面的偉大復興。三民主義是國家謀生存，民族圖發展的寶貝，也是維繫兩岸關係、共圖民族復興的基石，豈可不善加珍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