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卻採取不同的策略。一名務實的談判者善於從對手的視角看待問題。伊朗問題的起點是，該國發展核武器的想法是完全理性的。在過去15年裡，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入侵了伊朗的兩個近鄰——伊拉克和阿富汗。美軍部隊現在仍駐扎在這兩個國家。一般說來，美國不會入侵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此外，2002年正當德黑蘭希望在阿富汗幫助美國之際——伊朗也對塔利班抱有敵意（現在仍是如此）——美國卻將伊朗貼上“邪惡軸心”的標簽。時任伊朗總統的溫和派神職人員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也暗示稱，有可能簽署核協議。如果當時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做出回應，將會得到一份比現在好得多的協議。結果布什卻將伊朗歸入邪惡國家之列。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德黑蘭加快了其秘密研發核武器的努力。
其次，伊朗決定擱置核野心以換取經濟制裁的解除也是理性的。伊朗不太可能輕易放棄自己的核計劃。它採取此舉之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實施了10年制裁，令伊朗經濟陷入癱瘓。最高領導人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政權顯然認為，擱置核野心有助於增加政權的生存機會。
正如奧巴馬的批評者所預測，伊朗可能會用估計有1000億美元的解凍資產的很大一部分資助地區代理人，尤其是真主黨。但這又如何？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及其模仿者相比，真主黨算是一支克制的力量。真主黨的宗教體系是專制主義，該組織曾發動過恐怖襲擊，但並不是一個死亡邪教組織。在一個只有糟糕選擇的世界，對於一份能延遲（且有可能消除）中東核軍備競賽隱患的協議，提升真主黨的影響力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代價。
這些理由都不能說服奧巴馬的批評者，但他的詆毀者們也拿不出現實可行的替代方案。多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競爭者承諾，上任“第一天”就要取消伊朗核協議。外交規矩意味著奧巴馬不能指出，比起沙特阿拉伯，伊朗更有希望發生和平變革。與沙特不同，伊朗擁有一個准民主體制，約一半的大學畢業生是女性。伊朗的神權政權內部存在著相互競爭的權力中心，很容易想象進一步放鬆的前景。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沙特王室根基脆弱，誰知道接替它的會是什麼？伊朗是沙特阿拉伯瓦哈比（Wahhabi）神權政治的天然抗衡。作為非阿拉伯國家，伊朗無法主宰中東。此外，別忘了還有如何擊敗伊斯蘭國的“小”問題。沒有伊朗的幫助，美國將陷入更糟糕的困境。
在歷史長河的某些關頭，美國總統冒險改變世人熟知的世界格局。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友誼是一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向中國開放又是一例。奧巴馬與伊朗達成協議之舉是近乎同樣宏大的手筆。
伊朗核協議很有可能會失敗。但是，即使果真如此，證明這一結果的也應該是伊朗，而不應該是美國國會。美國如果葬送一代人以來最重大的外交成果，將無異於自找挫敗。
（來源：金融時報中文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