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於此，過去兩年，中央政府持續深化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然而，改革空間依然巨大，當前應重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來，各地的競爭將是全新的競爭，即將過去的GDP競爭，轉向公共物品提供的競爭、地方問責體系的競爭、地方財政穩健性的競爭和民主治理的競爭。這對幹部的知識結構、價格觀和精神狀態都提出了高要求。當前，中國經濟地區走勢分化明顯，已顯示出這種競爭的端倪。
幹部隊伍的現狀並不完全符合這一轉變要求，怠政是目前最突出的問題。貪腐現象曾嚴重破壞地方投資和營商環境。經過持續的反腐風暴，“不敢腐”的氛圍已初步形成。然而，在不少地方和部門，卻出現了大批“南郭先生”和“縮頭先生”。有些地方用人有“三三制”之說，即有實績的幹部、有關係的幹部和“拍馬屁”的幹部各占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新提拔的經濟主管官員系轉崗而來，舊經濟尚且不懂行，遑論推進新經濟。
決策層三令五申治理不作為現象。“若干規定”明確了十種必須及時予以調整的情形，其中既包括不嚴格遵守廉潔規定者，也包括 “不敢擔當、不負責任，為官不為、庸懶散拖，幹部群眾意見較大的”“不能有效履行職責、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務，單位工作或者分管工作處於落後狀態，或者出現較大失誤的”。這雖系針對幹部隊伍建設全局而言，但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能否將地方經濟引上新路，無疑是考核的重點。
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制度才是改革的基石。它不是一場運動，不能為完成任務而凑指標，要提防其演變為新的面子工程或者政績工程。其重點是解決幹部“能下”問題。“下”就是給能者騰位，為改革鋪路。
能不能下，考核是關鍵。規則明確、程序公正是考核有說服力的第一道保障。操作中要統一規範，尤其是對於不同級別、不同崗位以及不同業務，何為不適宜擔任現職，應有具體量化準則。調整還須透明，全面聽取各方意見，尤其是公眾看法，細化監督機制，讓結果和程序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被調整者心服口服，而不能流為“一把手”說了算。 “能上能下”還應有激勵機制，兼顧壓力與激勵。 激勵並非減少約束，而是給幹部施展才華留出充足空間。
選什麼人其實是風向標。重用改革促進派，實為過往30餘年中國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決策層強調把那些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幹部用起來，這對於不確定性頗多的中國經濟， 意義格外重大。大力提拔敢闖敢試的官員，方能有效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搭建更多開放平台，提供更優服務，助力新經濟成長。
（來源：財新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