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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迅速 |
中評社訊╱題：“面碗效應”與兩岸經貿關係的前景 作者：胡偉星（香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博士
近年來，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得異常迅猛，從「十加三」到東亞峰會，從一系列雙邊自貿協定到未來的東亞地區自貿協定，進展令人眼花繚亂，正在形成所謂「面碗效應」。在這個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浪潮中，台灣的經濟正在被邊緣化，這對扁政府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政策形成巨大壓力。
在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國際環境下，台灣面對甚麼樣的政策選擇？民進黨政府是否會對兩岸經貿關係作重新思考？今後兩岸經貿關係的走向如何？
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與「面碗效應」
東亞經濟一體化起步於上個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束亞一體化的制度安排出現新的突破，其主要標誌是十加三機制的形成，以及圍繞著十加三機制出現的一系列雙邊與多邊經貿安排；其中包括中國東盟自貿區、日本東盟經濟夥伴關係、清邁貨幣交換倡議，以及正在商議中的東亞自由貿易區，使在東亞地區出現一個以亞洲人為主的地區經濟一體化機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推動力主要來自兩方面，即自下而上的市場經濟力量，和自上而下的政府之間的合作。近年來區內政府加快在地區一體化上的合作，也受另外兩個因素的影響。首先，區內絕大多數國家都已成為WTO成員國，WTO多邊談判進程艱難以及其最終破裂，使亞洲國家更重視雙邊貿易談判，和以範圍較小的地區貿易協定取而代之。其次，日益增多的雙邊自貿協定和多邊合作機制的發展，區內國家都擔心自己被邊緣化，爭相與其他國家簽訂雙邊協定，甚至出現中日韓在與東盟貿易安排上相互競爭的局面。中國除了與東盟十國簽訂了集體自貿協定，與香港和澳門訂立了CEPA，與巴基斯坦和智利在二○○五年簽了自貿協定，正在與澳、新、韓、以及海灣合作組織談判自貿協定。
日益增多的雙邊多邊自貿協定以及其他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使東亞區域經貿關係越來越制度化，合作的力度和稠密度在加大。據聯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的統計，直至二○○六年六月，亞太地區共有八十二個己經訂立或者正在談判的雙邊多邊自貿協定，其中中國有十個，日本八個，韓國四個，台灣一個都沒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越來越多，發展蓬勃，各種貿易法規將迭層架屋，形成了所謂的「意大利面碗效應」（spaghetti-bowl）, 或者叫「面碗效應」（noodle bowl）。它使區域貿易安排越來越具有排它性，「體制外」的國家與地區進入體制內的難度增加。
台灣被邊緣化了嗎
從以上對地區一體化的描述，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初步結論。第一，從區域政府間合作層面來看，東亞貿易安排越來越機制化，國際協定的密度越
來越大，中國大陸越來越佔據中心地位，而台灣開始被邊緣化。台灣除了參加了WTO和APEC以外，因為不是主權國家，沒有與區域內任何國家和地區組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也沒有像香港、澳門一樣與大陸訂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無法享受WTO以外的地區排它性貿易優惠。這不僅影響台灣在本地區的發展空間，也對島內的經濟長期發展戰略產生影響。
第二，WTO多哈談判中止後，所有亞洲國家為了持續促進貿易發展，都更重視雙邊貿易談判，並且加快了參加雙邊與多邊貿易安排的步伐。其實，在多哈談判鮮有進展的五年裹，東亞國家就已經急不可耐地轉向雙邊談判。台灣的「經濟部」貿易局也承認，多哈回合談判中止可能帶來全球雙邊貿易協定更為盛行，恐怕對台灣很不利。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會有更多的雙邊與多邊貿易協定出現，以十加三為框架的東亞自由貿易區，或者以十加三東亞首腦會議為藍本的大東亞自由貿易區，已經擺上議事日程，其最終實現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到時候台灣是將自己置身事外，還是加入其中？以甚麼樣的身份，如何參加呢？這都是台灣當局要面對的嚴肅問題和重大選擇。
第三，台灣也一直想與其他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但都不得其門而入。在所有國家中，美國是台灣最想取得突破的國家。但據美國前駐台協會（AIT）會長包道格回憶，台北想要和美國簽自由貿易協議，主要是出於政治目的考慮，想在選舉時多撈些選票，但又不去處理和自貿協定有關的經濟議題。美國的大公司原本對美台自貿協定頗具影響力和遊說能力，但它們鑒於台灣有礙美國公司去大陸投資的規定，又不願意去為台灣遊說，因此，在過去的三年中，美台自貿協定的磋商一事無成，而且今後前景也不看好。
第四，當然，即使台灣被排斥在所有地區自貿安排之外，也不意味著台灣在東亞經濟發展和區域一體化中就無所作為了。台灣的企業和公司仍然可以利用現有的WTO制度安排，同其他亞洲國家的公司和企業做生意，進入他們的市場，在那裹投資，只是沒有更多的優惠和便利，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他們的競爭能力罷了。台灣的企業以嗅覺靈敏、動作快、策略靈活而著稱，它們很會捕捉商機，在夾縫中求生存，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彌補了台灣在制度安排上的欠缺。台商在大陸的生存和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台商到大陸發展，既是參與地區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也是他們突破政府的限制，在台灣島外尋求更大空間的表現。
大陸的「磁吸」效應和兩岸經濟的整合
由此可見，台灣的企業以及島內經濟的發展遇到了瓶頸，究其根源都是台灣當局的政策所造成的。從「戒急用忍」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使台灣在地區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中，有越來越被邊緣化的危險。但是，台灣的廠商並不甘心坐失商機，千方百計地突破政府限制，向島外尋找發展機會，使自己不被邊緣化。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巨大的市場潛力，對台商也產生了強大的磁吸效應，使兩岸經濟交流日益密切。台灣目前是大陸的第七大貿易夥伴，二○○五年貿易額為九百一十二億美元，大陸逆差五百八十一億美元。大陸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三大貿易夥伴，最大的投資地，台灣對外貿易對大陸的依存度接近百分之二十。在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某些領域，兩岸經濟開始整合，如果政策進一步開放，三通徹底實現，兩岸經濟能進一步整合。
據台灣《工商時報》於七月三十一日發佈的「二○○六大陸台商一千大特刊」，二○○五年台灣一千大登陸企業的營業額已經接近一萬億元人民幣，其整體營業額相當於台灣二○○五年GDP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台商在大陸的實力持續增強，使得政治因素難抵兩岸經貿急速整合的趨勢和走向。台灣的企業在經營上面對各種挑戰，在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潮流中，它們沒有自我封閉的條件，企業走出去是必然之事。很多企業在大陸的產能成為企業站穩全球產業鏈的支柱，它們因應大陸消費力和市場的變化，大陸經濟結構調整，展開全球化的戰略佈局，以在大陸的規模化量產降低成本，得以在世界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兩岸經濟的進一步整合，對雙方都是有益的。對台灣來說，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增長快速，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台灣的廠商順應市場形勢，積極爭取消除投資大陸與兩岸貿易的障礙，發展對大陸的投資與貿易關係，從大陸的快速發展中得到巨大利益。對大陸來說，大陸亦可利用台灣的投資和技術，拓展與海外市場的貿易關係，獲得源源不絕的資金和技術進步。長遠來看，兩岸的緊密經貿關係，無疑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有利，也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的實現。
民進黨政府能有所作為嗎
民進黨政府在兩岸關係上的政策困境也反映了其在地區一體化中的困境。參加地區貿易的制度安排必須經過北京，不回到一中原則，大陸不會與民進黨政府打交道。如果迫於島內工商界的壓力，大幅度開放兩岸經貿，會使台北對大陸的籌碼越來越少，台灣的「本土派」勢力不願意。這樣，「積極管理」和「有效開放」就成了很難掌握平衡的蹺蹺板，在當前的政治生態下，民進黨政府不管誰在台上，都不可能有作為。
最近，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想藉在民進黨全代會中常委選舉中佔優的形勢，在「蘇修」路線上有所作為，籌辦了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原本用意是要替台灣經濟找尋出路，借著經續會為台灣企業赴大陸投資鬆綁、落實三通直航等議題背書。但各政黨自有盤算，經續會反成了各黨派政治角力的場域，經續會兩岸組的政策爭議更演變成藍綠政治攻防，並微妙地牽動扁、李、蘇三巨頭之間的關係。
早在經續會召開前一週，陳水扁就已先行在電子報上釋出取態，「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兩岸主軸基調不變。「總統府」秘書長陳唐山也刻意放風，府院有共識，經續會的兩岸經貿政策不可能有太大變化。至於以李登輝為首的「深綠」陣營，更不能容忍「蘇修」路線。李登輝的台聯子弟兵在經續會上扮演了強悍的獨派守門員角色，他們甚至發出倒閣的威脅，向蘇貞昌施加壓力，並且屢屢奏效。可見蘇貞昌為了二○○八年大選鋪路，想有所作為，但在深綠的狙擊下也難有所作為。弊案纏身的阿扁，此時也不得不轉向深綠尋求支持，無法容忍「蘇修」路線得以實現。結果，受工商界矚目的兩岸貨客包機常態化、投資大陸不得逾淨值百分之四十上限，以及台灣金融業參股大陸銀行等經貿議題，全數被擋駕。這顯示出後扁時代的兩岸經貿政策，仍然會是緊縮的路線。
結語：展望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
推動兩岸關係的穩定和經貿關係的發展，目前關鍵在於台灣當權者的大陸政策。阿扁因為弊案纏身，自身難保，不可能去「拼經濟」，大幅度開放兩岸經貿關係。目前島內的政治生態，不管誰去主管行政院，也不可能有所作為。從這方面看，台灣經濟發展會受到極大限制，有進一步邊緣化的趨勢。但從台灣企業的角度看，民進黨政府遲遲不推動「三通」，－再限制兩岸經貿往來，更加堅定了他們去大陸發展的決心。從大陸方面看，掌握了天時地利，籌碼越來越多。在這種情勢下，大陸政府對台商的政策也愈顯重要，在兩岸的政治拔河中，台商能發揮甚麼作用？它不僅關係到兩岸經濟聯繫，也關係到如何做台灣民眾的工作的問題。大陸不能把對台灣的希望寄託在少數政客身上，也不能只「密切關注」台灣的選舉和政黨輪替，應當在如何直接影響台灣民眾的對大陸認知、打動台灣民心的政策上多動腦筋。作為爭取台灣民心的一項措施，今後如何讓台灣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安排，不使其被邊緣化，也是一個需要認真考量的問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10月號，總第10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