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對兩岸採取一種雙重遏制的模糊戰略，一方面，它不願因其定義的現狀被“台獨”勢力破壞而捲入戰爭；另一方面，又不放心因統一而會更加強大的中國，對中國的發展有深深的顧慮。在這種長期的政策困境中，近年來美國政界和學界出現的一種被稱為“權力轉移”的新理論，似乎提供了某種解決思路。這一理論主要是探討如何處理好一個上升的大國和一個守成的大國之間的關係，進而避免兩個大國發生諸如戰爭等極端對抗情形。根據這一理論，上升的中國與守成的美國如何相處、轉型進而相互適應，要比美國如何保衛台灣重要得多。佐立克在講話中提及“如果沒有中國提供更大合作，美國將無法維護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或者是國內對這種體系的支持”，便是一個積極的信號，表明美國正在考慮如何用一種合適的方式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
第二，在戰略上，中美“共同管理”可以適當糾正台海原有架構易向美國利益傾斜、台海局勢由美國單方面支配界定的局面。
長期以來，由於實力差距的懸殊，台海局勢事實上在美國的主導之下。美國將其單方面定義的台海現狀與美日同盟的同時存在視為最有利的戰略，並且將台海列為“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的目標之一。但是，美國決策內部也發現，正是由於美國單方面管理的機制助長了“台獨”的迅速膨脹，“台獨”勢力的膨脹具有某種不可控性，將可能把美國拖入戰爭危機，從而威脅著美國的戰略利益。
因此，在美國既保全主導權又避免“台獨”威脅並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必然要對這兩項目標仔細權衡。考察到現實的需要與可能，美國在台海地區的戰略架構將以突出基本的力量平衡為目標，其可能的平衡架構不得不包含以下兩個內容，其一，認可“美日同盟”與“美中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同時存在，即同時與中、日維持戰略合作關係，適當弱化台海作為“美日安保共同宣言”戰略目標的意義；其二，認可美國的和平原則和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相互制衡，即美國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中國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反分裂國家法》應對台海局勢。
某種意義上說，中美“共同管理”適應了美國維持地區力量平衡的戰略需要。如果兩國逐漸確立一系列精細的合作機制，將能更有效地維持均衡穩定的現狀。
第三，“共同管理”將加速台灣問題的邊緣化，減少“台獨”勢力要挾大陸、混淆國際視聽的機會。
當前，台灣在東亞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逐漸出現邊緣化的跡象。“台獨”政治人物鼓吹的所謂“台灣主體性”在一系列事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台灣的日益遠離亞太政經核心，必然會影響它在美國總體外交中的地位。的確，“台灣迅速邊緣化”的觀點正在美國的官員和智庫中盛行，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如果再任由“台獨”勢力的冒險挑釁，中美關係將被拖到一個很不利的境地。
事實上，美國一直在尋找應對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最佳戰略對策，它在對中國崛起的戰略含義作出決斷性結論之前，仍會將台灣問題放置在一種所謂的“戰略懸空狀態”。雖然對中國“共管”和平的倡議作出積極回應甚至著手建立中美定期的高層戰略對話，並不一定意味著美國找到了最佳策略，但美國開始重視與中國在台灣事務上進行合作的重要性，台灣問題作為重大議題之一被放到了戰略合作的對話平台上，一系列的聲明與舉措表明，兩國將致力於對台灣問題的公開或不公開宣示的“共同管理”，使台海局勢處於一個可控制的範圍。因此，至少目前看來，台灣問題的“戰略懸空狀態”已有所改變，頗有走向“戰略邊緣狀態”之勢。而在中美共同主導台海情勢發展的架構下，台灣的置喙空間將大為縮小。
中美“共同管理”模式的“風險評估”
必須正視的是，佐立克積極樂觀的政策闡述仍難以撼動中美關係長期形成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疑慮的格局，兩國關係的複雜性仍然存在，而且，中美之間存在的一些深刻分歧，如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不會因“共同管理”的形成而迅速消除。因此，對中國來說，在審時度勢、靈活決策的同時，更要冷靜而慎重地評估這一戰略設想的風險性。
首先，應有之勢並非必然之勢。台海穩定無法離開中美的共同維持，中美合作“共管”本來就是應有之勢，但出於對中國崛起的深刻顧慮，來自美國內部的遏制思維仍然會不斷干擾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共識與合作。
“共同管理”的設想在美國國內面臨重重阻力，它的實施和維持並非輕而易舉。眾所周知，美國對華政策歷來都是美國朝野分歧的焦點與利益平衡的結果。在美國新保守派看來，中國崛起無疑成為了“中國威脅論”的新注解，是中國對美國全球超級強權地位的挑戰，而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有缺陷的，需要重新評估，因為它不能在中國崛起的事實面前保證美國利益的最大化。2006年2月6日，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稱，美國必須“對一個大國或正在崛起的大國未來選擇敵對道路的可能性加以防範對沖”，這個大國便暗指中國。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譚慎格也認為，“美國和中國在利益上的衝突是無法避免的。從經濟到地區安全，幾乎每一個領域，美國和中國的利益都有衝突。”顯然，這一類觀點牽制著對華政策的積極變化。
由於美國新保守派擔心“一個強大的中國要把美國趕出亞洲”，美國的政策調整必然要對這種顧慮有所安撫。事實上，佐立克的講話確實隱含著對中國崛起的焦慮，這無疑是平衡國內政治分歧的結果。
其次，美國中心主義對互信共識的侵蝕。“共同管理”在實施模式上強調中美的地位平等和利益均衡，但美國不會放棄主導中美關係和台海局勢，美國中心主義的痕跡仍然十分明顯。
在美國人的觀念中，美國中心主義是根深蒂固的。這一觀念認為美國應在全球扮演與其實力相當的恰當角色，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以及獨一無二的道德力量，既有力量，也有權利按它認為適合的方式在世界行事。儘管美國中心主義從本質上說無助于建立和鞏固一種合作的全球秩序，但它始終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價值坐標。佐立克的講話便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充滿著這種“美國中心主義”。比如，他所講的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所依據的“負責任”的標準實際上是美國標準，是要中國的政策對美國或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負責；他還提到中美不僅要在共同利益，而且還要在共同價值觀上發展關係，暗含著意識形態批評；而他提及的所謂“現行國際體系”更是從美國的立場來定義的。
佐立克的講話在肯定中美“共同管理”的可行性時，試圖傳遞出這樣一種信息，即美國希望中國不要一味地只注意自己國家的利益，不要試圖在東亞或其他地區建立現存之外的聯盟從而和美國對抗。一些美國媒體捕捉到這一信息並附和了他的說法，認為過去30年正是美國引領中國進入國際社會，所以美國現在要確保中國成為“現行國際體系”中一個“負責任”的成員國。
第三，“共同管理”並非長遠之計。它具有階段性特徵，只是特定階段兩國戰略目標的暫時交合。
“共同管理”只是將兩國暫時納入台海和平的目標體系之下。在這一戰略設想背後，中美兩國的根本政策完全不同，中國希望台海局勢的發展能儘早接近兩岸統一的臨界點，美國則希望儘量接近“台灣獨立”的臨界點，這種差異使得“共同管理”戰略難以適應長期的需要。
對於中國來說，國家崛起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但中國的最終目標不是僅僅維持台海現狀而是實現國家統一。“共同管理”只是當前中國處於戰略有利階段的一種操作性政策，必然協調于國家統一大業，它所追求的目標不應唯一地和永久地解釋為“維持台海現狀”，否則會束縛中國的手腳，甚至會在國際輿論上形成一些不利於中國和平發展的習慣性思維，如“台海現狀不應被改變，大陸在任何時候為國家統一採取行動都是不應該的”等。因此，“共同管理”於中國而言，其最大意義在於近期借美國之力抑制“台獨”行為，它不能成為對中國的和平發展有約束力的一項義務，而應該服務於國家統一戰略。
美國的對華決策始終遵循一種所謂“兩邊下注的交往”（hedging engagement）的規則，當美國需要中國作為一支制衡力量時，它在制定台海政策時便會適當顧及中國的利益；當美國認為中國可能將成為本地區的主導性國家時，它的台海政策就會趨向強硬。相對來說，避免在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出現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始終是美國亞太政策的基石及其任何戰略調整的出發點，因此，就長期而言，美國並不樂見中國統一。即使真的形成了中美“共管”的現實機制，美國仍然會維持已有的對台關係，包括軍售關係，仍然以《與台灣關係法》作為其對台政策的法律基礎，“共同管理”於美國的主要意義只是在現階段拉住中國維持不獨不統的現狀。
在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上存在國際因素尤其是美國因素的影響，這是一種應該正視和善用的客觀情況。對於中國的和平發展來說，“共同管理”的目的是調動國際因素以維護和平統一大業，這是一種“強勢作為，方式柔和”的對美戰略調整。但是，台灣問題本質上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動權在兩岸手中，外部環境十分重要，但不是最終的決定因素。外部世界不管採取什麼樣的對台政策，都不得不順應中國的崛起與和平發展之勢。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7年10月號，總第11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