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這三個基礎，兩岸政治基礎也會穩定。我們要有更多“惠台”措施，進一步去改變台灣民眾的認同，讓祖國大陸因素成為台灣選舉中不可忽略的正面因素。這樣的“共同發展期”，尤如台灣《國統綱領》所說：兩岸開始步入“中期”，起碼要有十至二十年，我們應很好地把握這機遇。
“和平發展期”與前二十年兩岸關係的政治生態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用“主權”、“正名制憲”挑戰兩岸關係的激進做法會大大減緩，這將給兩岸同胞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機會，給我們進一步做好台灣民眾工作創造機會，給我們在國際上進一步確立“一個中國”原則創造機會，我們應把握這機會去寫下兩岸燦爛的新篇章。新形勢、新變化、新時期、新格局、新機遇、新特點、新任務，呼喚我們要有新思維！看看我們還可以給予台灣民眾甚麼利益與尊嚴，這既不能好高騖遠，也不能膽小保守。也許我們習慣了反“台獨”鬥爭的兩岸生態，“站慣了，坐不慣”；“鬥慣了，和不慣”，我們需要克服舊習慣。也許我們過於匆匆從“統獨對決期”走入了“和平發展期”，我們還來不及將思想從過去調整到今天，也來不及總結與展望；也許我們已一步跨入了新時期，心態、政策與理論都來不及調整，還不敢大膽去抓住機遇。然而兩岸難得的歷史機遇我們若認識不足把握不住，會稍縱即逝，它並不會永遠等待我們！
新的時期 新的挑戰
我們得到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這可以說是中國人之幸，但我們是不是能把握機遇－－戰勝新的挑戰？我們不一定有必勝把握，我們要有危機感，因為兩岸的信任基礎還是十分脆弱的。
新時期不可能一馬平川，也不可能一帆風順。目前兩岸祇是剛剛進入思想調整期，連美國、日本也在作新的調整，祇是看誰的調整更能把握戰略機遇。從“五二○”到今年十月“海協”領導人回訪前，這一階段也許是兩岸“蜜月期”，矛盾與挑戰還不彰顯，但矛盾與挑戰遲早要擺在我們面前的。
也許新挑戰既有過去的“統獨”之爭又有新的制度之爭，這一切說到底都是對我們思想意識的新挑戰。
首先，我們是不是能意識到這是一個新時期一個新機遇，有把握和駕馭機遇的意識，能改變舊思維提出新思想，能建立新戰略和新理論？能利用這四年到八年時間，運用國民黨第一大黨的優勢，利用國共“共識”，運用馬英九“不獨”立場和他有做“和平締造者”的決心，將兩岸關係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建立起兩岸制度性合作框架？如穩定的溝通管道、暢通的談判機制、簽署“終止敵對狀態條約”、“和平條約”、“綜合經濟協議”等，切切實實造福於兩岸同胞與中華民族，使兩岸出現比我們想像得更好的前景。
其次，要認真研究我們打交道的物件－－台灣的執政黨和領導人，重新認識國民黨和馬英九，瞭解他們的新理念，瞭解他們的局限性，也瞭解他們訴求中合理與不合理的一面；“但問今日之主張，何論其平素”？不要算老帳，祇要國民黨還是中國國民黨，祇要馬英九不搞分裂，我們該讓就讓，該支持就要支持，要寬容大度；但要有計劃地讓，不要斤斤計較，不要用我們的標準去要求馬英九，更不要用我們的手造出一個“馬登輝”。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兩岸結構層面的矛盾，如主權問題、台灣身份問題、國際空間問題、現狀解釋問題，以及所謂大陸武力威懾等問題。兩岸在這些問題認識上還存在相當距離，仍具敏感性與對抗性，甚至有失控的危險性，更要妥善處理。對這類事怎麼做到不公開爭吵，要加強協商，還要雙方努力。
第三，要看到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仍有相當社會基礎，雖然迄今未見其反省與轉型，一如陳水扁時代以尖牙利齒和善於攻擊為長，但仍是不容小覷的一股政治勢力。他們仍控制了台灣相當部分的話語權，他們會不斷地用“台灣主體意識”和“愛台”壓迫對方。如何轉化他們，破除“台獨”的魔障，依然是我們的挑戰與執政能力問題。我們是否應從全面封殺轉變為“化獨維和”，更多從疏導著手？此工作其艱巨性恐一時難以改變。當然，我們也千萬不要低估美日反制兩岸關係積極發展的能力。
第四，新時期的兩岸關係還受制於我們的政策與理論的局限，而新時期的兩岸關係需要更多更好的政策說明。雖然胡錦濤建立了一系列對台新思想，但還沒有完全被大家接受並化為行動，舊思想舊作風比比皆是，因此要將胡錦濤新思維化為新的行為，任務也十分艱巨。
其他諸如做台灣人民工作，讓台灣民意促使台灣政治人物不敢挑戰兩岸關係，以及做台灣民眾工作的新方式，做國際工作的新內涵，建立兩岸互動的新機制，國防建設的新理論等等問題，都需要我們提出新主張。而能不能提出新主張又是一個民族素質的綜合反應，不容我們過分樂觀。
總之，兩岸關係發生了三十年來結構性的變化，這是兩岸民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邁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機遇，當然也面臨了新的挑戰；歷史要我們交出一份新的出色的答案，我們應無愧地接受這時代的挑戰與歷史的重任！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8年8月號，總第12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