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影響－－行事風格的養成之一
馬英九之所以深受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的影響，與他的家庭背景和從小受到的嚴格的家庭教育密切相關。而他的一些政治性格也肇因於他所受到的嚴格的家庭教育方式。
眾所周知，馬英九出身於書香世家。馬英九在台北市長辦公室懸掛的祖訓對聯“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就是他的祖父馬立安所題寫。馬英九的父親馬鶴淩，受馬立安的言傳身教，也是中國傳統儒家的信奉者。他生活簡樸，飽讀詩書，多才多藝，詩詞棋藝無不精通。要求子女熟讀四書五經，也灌輸子女應有的忠孝及民族大義。馬英九的同學曾開玩笑說，“馬英九將來是要做總統的”，可馬鶴淩聽了卻非常不以為然。他反駁說，“我不會那麼膚淺和狂妄，我是以國士培養他，要他有名臣的風範，要他活在別人心，活在歷史上”。馬鶴淩所謂“國士風範”，不外“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以“國士名臣”為培養目標，希望馬英九“有九思之德，九如之身，九經之志”，“活在別人心，活在歷史上”。馬鶴淩心志之清高，對馬英九寄望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馬英九從小就受到非常嚴格的家庭教育。在他的記憶中，“強迫”是對父親嚴格要求他按照雷打不動的作息時間讀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左傳、論語、孟子等詩書典籍的生動描述，被同學笑稱是“古代的人”，也是因為每天沒背完古文觀止、寫完毛筆字，就絕不能出門和同學玩。馬鶴淩愛讀武俠小說，馬英九也受其影響，對武俠書也是愛不釋手，因此，少時就有俠義之風，從政後自然流露出“濟弱扶傾”的抱負，對社會不公不義特別敏感。
馬英九的一些政治性格也與他受到的嚴格的家庭教育方式有關。政治心理學認為，一個人早年的互動方式決定了成人社會行為的模式。個體表現的人際行為與他在最早時期的人際關係，通常是與父母的關係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相似。由於馬鶴淩的相對強勢、對馬英九的嚴格要求與深切期許，馬英九從小便追求完美，“臉皮薄”，特別在意別人的看法，從而給自己增加了許多精神壓力。體現在政治性格中，就表現為凡事追求完美，特別愛惜羽毛，事必躬親的傾向明顯，馬鶴淩瀟灑直率的一面，馬英九在公開場合也很少表現出來，更多的是謹慎內斂，面對政治衝突與對抗，其柔性、妥協的一面比較突出，顯得有點魄力不夠，擔當不足。
總體上看，馬英九的行事風格可以描述為“以妥協爭取認同”，“溫和而堅定”兩個互為表里為特點。
國民黨的因素－－行事風格的養成之二
國民黨的不良體質激發了馬英九的使命感。
馬英九對國民黨的感情，摻雜著父輩的政治遺傳、長期國民黨的教育培養、自身政治生涯的起伏歷練等等主客觀因素。其中不可忽視的是，在他尚未真正接觸國民黨黨務、切實瞭解國民黨體質之前，就對國民黨有了最初的懷疑和另類的思考，正所謂經歷了一個“預先社會化”的過程。“預先社會化”是個政治心理學名詞，大意是，一個人在早年的成長過程中就受到社會負面因素的深刻影響並進行相關反思，從而影響其在人格成熟後的行為模式。
一方面，除了家庭政治立場，意識形態的影響與傳承之外，作為國民黨（蔣經國）重點培養的政治明星，他自己對國民黨也懷有感恩之心，因此，其國民黨的黨性比較堅強，國民黨的立場站得很穩，二方面，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也的確給年幼的他帶來了濃重的對國民黨的體制而不滿的消極心理。讓馬英九有此“預先社會化”過程的是他在學只的一些友人。其中王曉波、南方朔、蘇永欽、高朗等都值得一提。這些人中，許多人因“殷海光事件”、“台大哲學系事件”等政治事件受過牽累，對舊國民黨與威權體制都有深刻與嚴厲的反省與批判。從馬英九的父親對這些年輕人理解與支持的開明態度遭到國民黨的懲處時，馬英九說出支持父親的話，就不難看出這些人的觀點對馬的影響效果。
走上仕途，馬對國民黨的感受就更為真實了。他曾感歎，“我們這種燒成灰都是國民黨的人，看到黨內目前的亂象，實在令人心痛！”（1992年12月2日中國時報）因此，他成為國民黨內引人矚目的改革派，要“為國民黨的浴火重生劃下第一根改革的火柴”。可以說，從“法務部長”遭撤職到身為“政務委員”主動辭職，從競選台北市長到參選黨主席、乃至選“總統”，馬英九都是基於要國民黨重生的理性思考而做出的決定。這個過程，體現著馬英九對國民黨的忠、愛不再膚淺、盲目。隨著對國民黨、對台灣的情感與認知的加深，深受中國“士大夫”文化薰陶的他，對國民黨的使命感必然會得到激發。
非政治性格特徵－－作為政治人的心理缺陷
內心有道，外行有德，教化於人，正是馬英九政治形象與從政風格的恰當描述。但是馬英九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卻有著一些非政治人的心理特徵，這樣的先天政治心理缺陷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政治表現，並不斷遭到外只批評。
一般認為，作為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必須具備包括政治洞察力、政治敏感性、自信心、果斷性、堅韌性、自製力等素質。馬英九身上有一些政治人的特點，包括自信心、堅韌性、自制力等，但非政治人的特點也相當鮮明，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政治敏感度低。引用政治心理學原理分析，這當肇因於馬英九“高自尊”和“低複雜性”的性格特點。政治心理學理論認為，“低自尊和高複雜性的結合是政治個性的特色”。意即，具備低自尊和高複雜性特點的人更適合從政，更符合一個政治人的標準。
自尊應該是一個人在早年的成長過程中逐步確立起來的對自我價值的認同與確定。當一個人在自我價值形成的過程中沒有經歷“預先社會化”的過程，那麼，自我價值就會以個體的內心世只為中心逐漸發展完善，自尊、自信於焉形成。反之，“預先社會化”將使人在早年時期就接觸社會負面因素，並學習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因此，其自我價值的認定並不以自我為唯一中心，而是更多受到外只的影響與他人評定的左右，自尊、自信低於沒有經歷“預先社會化”的人。自尊低的人相對也缺少自信，對自我的評價極易受到他人的影響，因此，特別想適應他人，並根據他所處的團體改變自己的表現，善於見風使舵。
高複雜性，則是指對自我看法的複雜性，亦即個人認為自身所具有的不同側面的數量。從理論上說，認為自己是一個複雜的人更容易與他人交往。因為人越複雜就越能找到與他人的相似點。而政治人的主要特徵－－政治敏感度正是以低自尊和高複雜性的結合為基礎的。因為他敏感，所以他能夠通過改變自我表現、覺察和重視自身與他人之間的相似性的方式適應社會壓力和不同的社會背景。
馬英九是一個以“高自尊”與“低複雜性”為特徵的政治人物。因家庭經濟、政治背景較好，受到東西方完善而良好的教育，在其人生觀、價值觀或說人格逐漸健全的過程中，沒有受到甚麼社會負面因素的干擾，基本沒有經歷“預先社會化”過程，從而得以相當完整而正向的型塑，其質方正，其自尊也基於對自我的根本肯定，屬於高自尊人格特徵。加之從政起點高，且政途比較順遂，即使有“法務部長”被免職、“特別費”被起訴這兩次大的挫折，也都在民意的烘托、幕僚團隊的力挺下，以其自身形象、人格魅力的更加鞏固而做結，因此可以說基本上是一帆風順的，故缺少機詐人心、險惡世事的淬煉，對外只的認知比較正面、單一，具有“低複雜性”的政治性格特徵。
高自尊，高度自信，必然導致其將事件思考簡單化，思慮不周，危機意識不足，有時聽不進圈外人的反對意見，又忽視溝通，引發人際上的緊張關係，乃至發生領導危機；人格上追求完美，不允許自己有弱點，也就不能體諒別人的缺點，少了雍容大度，也不習慣“海納百川”，幕僚團隊同質性高，造成領導格局上的瓶頸。
低複雜性，使其政治警覺性、敏感度都不夠，危機應對能力沒有被完全訓練出來，也沒有修煉出對人情世故的圓融練達，不懂也不擅長權謀機巧，所以在危機處理上，常常被動，措手不及，被認為“慢一拍”、“後知後覺”或“能力弱”。
文章至此，不禁令人掩卷唏噓，太過完美的教育反而束縛了馬英九性格中本該有的張揚和性情中本該有的靈動嗎？馬鶴淩曾評論馬英九是“守經有餘，權變不足”。《論語》講“君子不器”，允文允武，在這點上馬英九的確還需再修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4月號，總第13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