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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能否在黨政合一模式下徹底改革黨務，島內外將拭目以待。 |
中評社╱題：馬英九兼黨主席的後續作為與影響 作者：陳佳（北京），本刊特約撰述
‧馬英九的“黨政合一”模式的特點是，有民主過程（包括朝野協商）、有多元權力結構（包括“憲政”下的“五權”分權制衡，也包括在野黨的監督制衡），但核心是以集權樹威望，將理念、政策、步調歸於一尊。
‧儘管經過一年來黨政運作的磨合而雙方關係逐漸順暢，但在馬英九眼，仍不能完全配合馬英九的施政步調，其關鍵在於馬英九的政治文化與國民黨政治文化大異其趣。
‧從“責任”角度來看，掌握黨的最高權力，推動黨務革新，確保執政順暢，強化執政正當性，就成為馬英九從不兼任到動心起念兼任黨主席的關鍵所在，也是馬英九能夠“善盡責任”的必要條件。
‧黨務革新涉及面甚廣，但目前最為迫切的核心問題只有一個，就是人的問題。
‧馬英九最在意的不是外只的評論，而是自己實在的政績與民望，“黨政合一”只是方便其名正言順的實現“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途徑，這就是馬英九的邏輯。
2009年6月10日，馬英九宣佈參選國民黨下任黨主席。評估馬英九兼任黨主席的後續作為及其影響，首先應瞭解其兼任的目的何在，然後根據主客觀情勢的分析才能對其後續作為、可能影響做出合宜的判斷。
深層目的在於提高馬氏政治威望，如此，施政效率的提升當可預見
馬英九有心兼任黨主席的訊息一出，各方“獨攬大權”、“一人獨裁”、“走威權回頭路”的批評、質疑就紛至沓來，至今餘音不斷。對此，馬英九在2009年4月13日台灣中天電視台的專訪中表示，類似蔣經國時代的“黨政合一”的決策模式已不被“現在的條件和環境”所“允許”，“總統”兼任黨主席、黨政合一與民主沒有衝突，兼任後國民黨仍是民主政黨。
那麼“現在的條件和環境”是甚麼呢？可以歸納有三：
其一，島內政治生態已從一黨專制、一黨獨大轉變為朝野政黨競爭的政黨政治。政黨政治是責任執政，領導人要為施政敗績負責，下台是常態，不同於威權專制下領導人的終身和世襲；也正因為領導人有任期限制，所以有競選支票限期兌現的壓力。
其二，島內社會各方政治勢力（政黨、社會團體）、思想、理念、立場多元並存，如何爭取更多政治資源，擴大執政基礎，是領導人面對的最大壓力，因此領導人不可能一意孤行，其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要依循並反映主流民意，並受到不同政治勢力的監督制衡。
其三，國民黨的體制也在從專制體制向民主體制過渡，領導核心呈現黨務、立法、行政等多元權力並存結構，大到領導人的路線政策，小到其與家人的言行舉止，都會受到自己陣營同志的批評。
由此，馬英九的“黨政合一”模式肯定與蔣經國時代的“黨政合一”模式有所不同，最重要的就如馬英九自己笑談的，通過法案、推動政策不再會是“一聲令下”，而是要“三聲令下”才行。這“三聲令下”，即體現了馬英九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也揭示了馬英九內心的焦慮和無奈。為何？
島內社會結束威權專制的歷史不過短短20餘年，目前，一方面，威權體制社會內孕育的政治人物，在威權思想、威權政治操作模式的長期薰染下，在思想理念、文化習慣上要清除威權影響，擺脫基於舊有文化的政治操作模式，總要比民主政治下主流民意的要求慢幾拍。二方面，由於民主素養的欠缺，真正適合島內社會情況的民主內涵尚未建構完善，在藍綠兩陣營敵我對峙的政治結構下，在野黨非理性抗爭，執政黨施政效率大大降低，這使得在選舉壓力下，領導人和執政黨都有意無意的追求集權體制的優點－－方便貫徹領導人意志，追求施政的高效率，最大限度的追逐執政黨利益。民進黨執政時期陳水扁不就做過集權嘗試嗎？三方面，由於馬英九的政治文化和從政風格與國民黨舊文化、老派人物的政治風格差距太大，而施政一年來的情況也揭示著一味執著“憲政”體制，不搞一下集權、不展現一下個人權威，就難以推動政務，白白受人以“二線宅男”、“執政無能”、“懦弱”、“優柔寡斷”之譏評，更危及年底縣市長選舉，進而危及2012年自己競選連任。所以說，在威權思想尚有其市場的當下，馬英九將各方大權握於一手，是客觀情勢的逼迫，也是建構馬氏政治威望的開端。
馬英九的“黨政合一”模式的特點是，有民主過程（包括朝野協商）、有多元權力結構（包括“憲政”下的“五權”分權制衡，也包括在野黨的監督制衡），但核心是以集權樹威望，將理念、政策、步調歸於一尊。
有了這樣的“黨政合一”，注重程式正義的馬英九才能名正言順的減少各種牽絆，雖有多元並存的權力結構，但仍可以如臂使指，貫徹自己的施政意志，利用“權力影響力”提高施政效率，體現執政能力。馬英九點名要求“立院”儘快通過的“能源三法”中的兩個法案，在他宣佈競選黨主席的前一天和後幾天內，分別獲得“立法院”通過，這種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證明了馬英九樹立“威權”對推動政務還是很有效的。
當然，這樣的“黨政合一”模式，也必然影響馬英九主政下的兩岸交流平台的未來運行。馬英九的兼任旨在收回兩岸關係發展的黨內主導權，擺脫黨內其他勢力的牽絆，在貫徹自己的兩岸政策和互動節奏上展現強勢，並為將要展開的兩岸經貿架構協定的商談，乃至未來可能的政治談判重新搭建對等模式。在“胡馬會”時機不成熟之前，海基會、海協會兩會制度化溝通機制會加強，而國共平台的層級會降低，以國民黨副主席出面代打的情況是可以想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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