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岸認知：糾結矛盾
兩岸關係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背景下，台灣青年對大陸及兩岸關係的認知也隨之發生一些變化。
一是“恐中、懼中”的意識較為強烈。面對日益崛起的大陸，青年人越來越焦慮和恐懼，他們擔心曾經的優勢逐漸消失並被邊緣化，他們擔心過於依賴大陸可能會受到制約，他們擔心兩岸走的太快導致台灣被“港澳化”。2014年9月台灣《聯合報》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顯示，與2012年相比，多數民衆對陸企、陸資和陸生的防範與不安上升，62.2%認為應對陸企赴台投資給予更嚴格限制，同比增加13.8個百分點；49.7%認為對陸生赴台就學應采取更嚴格限制，同比增加5.3個百分點。
二是對大陸的信任與認同不升反降。兩岸交流近30年，島內民衆對大陸的看法仍較為負面。2009年7月台灣《遠見》雜志公佈民調顯示，當問到“兩岸之間最終會變成什麽關係”，53.6%的民衆認為大陸是生意夥伴，第二是朋友，視家人與親戚的不到10%。2010年3月《遠見》雜志再公佈民調顯示，44.1%的民衆認為大陸是生意夥伴，是朋友的佔18%，視為家人與親戚的佔12.7%。
三是對大陸的好感度持續走低。2014年台灣《旺報》調查發現，62.8%的民衆對大陸觀光客沒有好感，較2011年的52.6%增加10.2個百分點；64.5%對大陸政府沒有好感，較2011年的61.8%增加2.7個百分點。台灣陸委會長期民調亦顯示，認為大陸對台當局態度不友善的民衆，平均比率破50%，最高曾達64.9%。
四是對兩岸交流不排斥但也無感覺、無興趣。近年來台灣青年來大陸求學、就業的人數逐漸增多，對大陸的看法也較為客觀，多數也希望加強兩岸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近兩年大陸拍攝的《雍正王朝》、《後宮甄嬛傳》、《步步驚心》等電視劇在島內廣受歡迎即是證明。不過，由於長期接受李、扁“本土化”教育，島內年輕一代只關心身邊發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欠缺國際觀，認為大陸的發展與己無關，造成台灣有關研究大陸問題與兩岸關係的院校，出現報考人數不增反減的特殊現象。
（四）政治參與：求新求變
台灣年輕世代成長於一個充滿挑戰的全新環境：兩岸關係快速發展、公民運動風起雲湧、新媒體和數字技術快速普及、第三次經濟全球化浪潮向島內蔓延等。在這種特定的經濟、社會、曆史背景下，台灣青年逐漸形成了特殊的社會心態和政治傾向。一是反商仇富、追求公平正義。2000年以來，台灣經濟持續惡化，年平均增長率僅為4%，中產階級日益萎縮，低收入群體增加，房價、物價高漲，薪資倒退，青年人的失業率居高不下，“M型社會”逐步形成。在這種情況下，“青貧族”、“崩世代”不斷湧現，青年人的相對剝奪感與日俱增，催生其“求新求變”、“反商仇富”的心態和對現有政經秩序、社會結構的強烈不滿，“反政府、反體制、反現狀”、追求公平正義自然成了青年人當下的政治訴求。二是積極投身社會運動。隨著島內社會階級矛盾的日益深化，更加上民進黨的誤導和煽動，台灣青年將不滿轉化為行動，從“反大埔強拆抗議”、“太陽花運動”，再到“巢穴運動”，“反課綱微調”，青年人在近兩年的社會運動中發揮了主力軍作用。三是參政參選意識上升。青年人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逐漸改變以往對政治的冷漠，對政治議題的關注和參與越來越強烈。2014年“九合一”選舉中，島內一大批青年積極投身選舉，公民活動家何宗勳倡議的“大家來選村裡長”活動，很快即有70多名青年人參加競選。林佳諭所在的樹黨，更在全台灣提名了17名青年候選人投入各級選舉。
特點及趨勢
（一）台灣年輕世代國家認同的異化錯位與兩岸觀的糾結矛盾，是30多年來台灣政治社會化發展與“本土化”教育的必然結果
依照政治社會化的理論，重要社會事件較容易對處在青春期晚期以及成年早期“形塑年代”的個體產生影響。因此，研究台灣年輕世代的認同，除了要關注其省籍背景、成長環境、家庭教育外，更要考察台灣的政治社會化進程及曆史文化教育。簡單來說，所謂政治社會化，就是社會將其政治文化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1949年國民政府退台後，在島內推行軍事戒嚴體制，斬斷與大陸的一切聯系，造成兩岸長期的隔閡與對立。80年代以來，國民政府宣佈解除戒嚴令，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開啓了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的進程。與此相伴而生的是，島內社會的政治文化從“三民主義”逐漸轉向西方的民主、自由觀，民衆的大中國意識也逐步被台灣意識所取代。正如台灣學者郭正亮指出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附帶結果是，中華民國的威信消退和台灣文字圖騰相對地上升”。⑤
在文化教育領域，李登輝、陳水扁主政台灣的20年間，推行一系列“去中國化”和“文教台獨”政策，大力宣揚“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史就是國史”。再加上兩岸在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台灣年輕一代對大陸充滿較強的排斥心理，很難再有“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意識與認知。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在兩岸政策上奉行“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政策，刻意迎合台灣主體意識，核心仍是維持兩岸現狀。尤其是馬英九當局在文教政策上，一直未對李、扁時期的“文教台獨”遺留進行徹底的撥亂反正，使得年輕一代在國家認同和統“獨”立場上的偏差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糾正。
（二）台灣年輕世代國族、統“獨”意識較為淡化，但“去中趨台”的趨向短期內難以扭轉
隨著時代的發展，多數台灣青年已經從父輩的族群爭議和悲情意識中走了出來，他們不受藍綠綁架，沒有“本省”、“外省”區分，不受統“獨”意識形態挾持，對國家、歸屬、統“獨”這些概念越來越淡漠。對他們而言，“獨立”或者統一都不具備現實的緊迫性。雖然他們自認是台灣人，“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有堅定的台灣國家認同”。⑥同時，當代台灣青年已經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政治價值觀念，他們更加注重的是民生、階級議題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對兩岸關係走向不確定的情況下，會更傾向於維持現狀，兩岸關係的發展還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⑦從民調數據看，大多數青年人的國家認同還是維持在“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種觀念，對於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也能接受。2014年8月台灣《競爭力論壇》民調顯示，在“具有共同血緣、語言、曆史文化”前提下，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民衆比例為87%，較上一季增加3.2%。
不過，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盡管維持現狀已經成為多數青年人的共識，但這個現狀，就是“柔性台獨”的現狀。也即是說，在台灣青年的潛意識里，現狀就是“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這必然會對島內選舉和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據台灣指標公司2015年2月民調顯示，50.9%的過半數民衆認為兩岸現狀是“一中一台”，17.7%認為是“一國兩制”，9.0％認為是“兩個中國”，贊成陸委會“一國兩區”官方說法者僅3.5%，高達65.8%民衆支持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提出的“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交叉分析更發現，台灣民衆“年齡越輕越反統”，20-29歲族群反對兩岸統一比率高達84%。⑧未來，在“台灣主體意識”不斷強化、民進黨等“台獨”勢力推波助瀾的情況下，島內青年人“去中趨台”的意識短期內難以扭轉。
（三）台灣年輕世代的政治認同尚處於形成和發展中，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存在被導正的可能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民衆意識的形成、持續與變遷，是個人政治學習與社會環境互動的結果。相較於成年人在統“獨”問題上的立場已經根深蒂固，台灣青年的政治認同觀是會變化發展的，將隨著自身社會閱曆的增加及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不斷做出修正，盡管可能會需要較長一個時期。
第一，從理論上看，青年人的國家認同並非一成不變。青年人有激情，有活力，思維活躍，接受力強，他們往往成為社會變革的先鋒軍和新思想的傳播者。同時，青年人的政治思想正處於形成和發展階段，具有強烈可塑性。當代台灣青年除了具備上述共性外，由於他們經曆了台灣社會的政治轉型，接受歐美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又對現實社會強烈不滿，希望求新求變。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在李、扁“去中國化”與“文教台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對中國的疏離，同樣，我們也相信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兩岸交流交往的增加，台灣青年會逐步建立對一個中國的認同。正如有學者認為，台灣年輕世代對中國雖然缺乏相應的感情，但也沒有過分的敵意，因而這種身份認同較具開放性和包容性，“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不排除將中國視為國家認同的可能性”。⑨
其二，從實踐看，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將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逐步導正。雖然短期內兩岸的交流交往無法改變台灣青年固有的“去中趨台”傾向，但隨著兩岸關係的日益密切，兩岸青年間隔閡、誤解的逐步減少，瞭解、信任的逐步加深，兩岸青年的觀念、想法必將進一步拉近。“兩岸共同的文化傳承、民族認同即便不能有效推動統一，至少也像一根頑固的紐帶一樣連著彼此，不讓'台獨'越走越遠。”⑩
尤其是，隨著大陸的綜合實力越來越強，兩岸的經濟社會差距逐步縮小，兩岸的生活方式、思維觀念逐漸趨同。伴隨大陸崛起帶來的巨大輻射力和兩岸交流融合衍生的命運共同體觀念，將給島內民衆帶來強大的磁吸效應，一定程度上降低民衆追求“獨立”的意願，拉近兩岸同胞的認同距離。有親綠學者不無擔憂地指出，“只要中國堅持'以經促統'，而台灣持續執行'開放'政策，兩岸一唱一和，將來如果一步步演變成對中國政經開放依賴之局，屆時台灣的國家地位將岌岌可危”。⑪
幾點建議
認同屬於意識形態範疇，來源於人們深層次的價值觀及思維方式。因此，認同觀的形成是一個長期過程，其改變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兩岸學者對於如何扭轉、導正台灣民衆尤其是年輕世代的認同觀，促使其向“一中認同”轉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討，並提出很多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如台灣知名媒體人南方朔認為，隨著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第一步一定要創造雙認同”。廈門大學陳孔立教授提出，在尊重與包容差異的基礎上，“正視台灣的雙重認同，最終形成兩岸認同”。亦有不少學者提出“修正島內教科書”、“深化兩岸青年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妥善解決兩岸政治定位”，“提供台胞國民待遇”、“建立共同記憶”等各種建議。應該說，這些建議都是有意義的、必要的，但在現實中如何具體落實並取得成效，仍有較大難度。借用毛澤東思想的一句話，“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我們即要保持足夠的信心和耐心，保持政策的一貫性，又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做出修正，不斷提出有針對性的具體方案。基於此，本文提出“以我為主、統籌安排；以人文本、深化交流；價值導向、文化固本；與時俱進、政策引導”，逐步建構台灣青年的中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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