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並非不存在試圖推動“文化台獨”或“（文化）去中國化”的聲音，但這絕非台灣社會或綠營的主流。正如2004年11月陳水扁總統主持“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會員大會時所言：“我們應該繼續發揚優質的中華文化，充實台灣文化的內涵，培養民主的自信與文化器度；真正優質的中華文化強調王道、仁愛、和平，強調講信修睦，兄友弟恭，這樣的精神、內涵，正是現代國家、文化社會最珍貴的素質，也是華人社會所共同引以為傲的傳統，作為中華民國國民的我們，不僅與有榮焉，更不存在有什麼‚去中國化‛的問題。”此外，阿扁還說：“我們不能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軍事武力威脅台澎金馬二千三百萬人民，但政治的敵對與歧異，卻不必然要在文化和歷史上去中國化，這也是我們應有的自信與文化器度。”況乎，“文化台獨”或“（文化）去中國化”，究竟又有多少可能性？就算去得了一二或皮毛，也去不了絕大多數或全部的內涵與精神。
大陸歷經十年文革浩劫，對極左之風當有深刻警惕。對於中華文化在台灣社會根深葉茂、難以撼動之客觀現實應有高度的文化自信，避免因某些個別事件創製包羅萬象的“台獨詞彙百科全書”，如從以前A型、B型台獨發展到今日的文化台獨、隱性台獨、柔性台獨、釋憲台獨云云，否則照此發展下去，恐將還會出現飲食、服裝、髮型、宗教…等“各種形式”的台獨。各界應冷靜看待，實事求是，小心論證；兩岸也應加強對話，增進理解，避免相關分歧惡化兩岸整體氛圍。
（四）關注媒體及輿論的系統性風險
此外，像是把“太陽花”說成“香蕉”等政治立場偏狹的台灣名嘴，至今依然可在大陸新聞節目繼續信口開河，甚至把台灣內部藍綠黨爭擴展延伸至對岸官方與主流媒體之上，以言辭辛辣、危言聳聽為能事，閱聽人偏聽偏信，長期以往，此等系統性偏差對兩岸關係所造成之危害，社會輿情之誤導，既有偏見之加深，民間對立之加劇，恐較其所批判指控之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等扭曲怪象若不及早糾正，兩岸主流媒體若不自律自重，不重視平衡報導，競以收視、點擊率為尚，無視所負社會責任，不能端正輿論視聽，採取正確理性引導，恐亦不利今後兩岸經社融合發展之推動。
對現階段兩岸經社融合發展的建議
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長期性的系統工程，是鑲嵌於兩岸整體關係大系統之下的子系統或次系統，彼此間環環相扣；其雖有相對主體性，但並非全然不受外部或其他因素影響的獨立存在。子系統若能發展並獲得強健正向的運行能量，或亦能同步獲得來自其他子系統或次系統的支援，必將有助於大系統的整體運行；反之亦然。但若大系統出現嚴重的結構性缺陷，甚至萬一出現系統性崩潰，則很難不會波及處於其整體結構之中的各個子系統或次系統的正常建置與運行。
基於上述考量，對當前兩岸關係之主要建議為：
一、民共應加強對話，共同尋求化解當前兩岸官方互動僵局之策
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健全深化兩岸整體關係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屬其中相當重要的子系統或次系統，但其卻不可能不受兩岸官方關係好壞、或兩岸在其他涉外或安全領域的互動或事件所影響。因此，理想的兩岸關係發展應是採取“雙軌並行”思路，也就是兩岸民間經濟社會關係獲得良好發展的同時，兩岸官方關係也應獲得相對發展，彼此相輔相成，協調並進，而非陷於滯後、僵持乃至對立衝突的局面。
相對於“九二共識”這四個字，如果北京當局願意展現更大的自信與胸襟，則不論是過去陳水扁總統任內所曾提出的“以九二香港會談為基礎”，或去年蔡英文520就職演說試從“雙重路徑③”回應北京方面的政治關切，本可藉以作為支撐兩岸繼續開展深化交流的基礎。尤以北京當局對兩岸關係現狀之定位，對兩岸各自“現行規定”的定性，以及對“核心意涵”內容的闡述，若能秉持求同存異與相互諒解精神，實與蔡政府既有兩岸論述並非全然沒有交集，而現今僵持局面也並非必要或不可解。民共雙方應加強對話，共同展現智慧以化解目前僵局。
二、尋求建立不受台灣政黨輪替影響的兩岸交流基礎或諒解方案
當前兩岸各自“現行規定”均內蘊並體現“兩岸一中”此一“核心意涵”，其不僅作為兩岸法理聯繫以及維繫當前不戰、不獨（法理獨立）狀態之依憑，亦具建構兩岸某種和平穩定互動架構或協議（協定）的基礎元素。復以相關規定乃客觀存在於現有條文之中，除非經由立法（修憲或制憲）程序進行修改或變更，否則並不因個人主觀意志為轉移，也非可藉釋憲方式去除之。換言之，只要表明願意遵循相關之規定，則兩岸官方交流（原本）便不存在缺乏政治基礎的問題。
如今，不論是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抑或由吳敦義所領導的國民黨，乃至以宋楚瑜為核心的親民黨，台灣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已成為台灣內部主要政黨及朝野之最大公約數。若民共或兩岸之間可從各自“現行規定”重新尋得相關交流的政治基礎或諒解方案，則不僅有助於建構不受台灣政黨輪替影響的兩岸關係，有助於穩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進方向，減少不必要的蜿蜒與曲折，更將為雙方共同應對未來更為艱難的課題與挑戰，進一步創造積累更多有利的條件。
三、建設性管控兩岸既有分歧，建立相關交流對話機制
兩岸執政當局除應設法儘早通過適當方式開展對話，以共同尋求目前僵局之化解，並在逐步重啟兩岸官方交流對話協商的同時，做好建設性管控分歧，並試將彼此關切議題納入雙方相應交流對話機制，如此方能有助減少誤解誤判，加強風險管理，推動共識形成，並共同促進對未來更長遠的兩岸關係的發展與思考。
今年4月首度舉行的習川會上，北京與華府達成建立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等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去年蔡英文在雙十演說中也提到：“只要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有利於兩岸人民福祉，什麼都可以談。兩岸領導人應該共同展現智慧和彈性，以冷靜的態度，一起把兩岸現存的分歧帶向雙贏的未來。”兩岸一旦重啟恢復官方交流互動後，在既有兩辦、兩會及相關協議基礎上，雙方亦可就其他彼此關切議題建構相適應的對話機制，從以往經貿、社會與文化等事務性議題，逐步往高階政治議題（如：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兩岸及區域安全情勢）尋求開展全方位交流對話的可能空間。
四、凡是有利於兩岸經社融合發展的事，都應列為優先考量
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業已成為當前北京對台政策主軸，除兩岸雙方應儘早突破當前官方互動僵持局面外，相關政策作為能否陸續到位並完整合理地有效加以落實，將直接影響推行之成效。此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不僅作為當前北京對台重要政策，以及思考如何進一步推陳出新，提出更多更好的新的政策措施外，正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本身也可作為衡量與判斷相關兩岸政策與作為的重要尺標。
例如：維持適度開放或逐步緊縮陸生來台學習；逐步恢復與綠營執政縣市交流或持續採取藍綠差別政策；協助爭取台灣共同參與區域經濟（如開展“新南向”與“一帶一路”的政策對話）還是採取敵對性排除；事先通報共軍台灣周邊例行演訓活動或採無預警實施；乃至兩岸在應對各種分歧時，我們是要如大陸前國務委員唐家璇在今年6月第六屆世界和平論壇所言之“致力於增進友誼，凝聚共識，而不是突出爭議，渲染對抗”所展現的理智態度與戰略自信，或者相反而行？至於哪一種更符合或有利於兩岸經社融合發展之推動，不論就道理或過去實踐經驗，應是不難察辨。
結語
惟有儘早化解當前兩岸官方互動僵局，實踐兩岸官民“雙軌並行”發展路徑，建設性管控彼此分歧，開展全方位的對話與溝通，方能有利於兩岸經社融合發展的正向積累，避免遭受兩岸其他波折所影響，進而反饋促進兩岸整體關係的發展。而一個全面正向發展的兩岸關係，不僅符合兩岸雙方的共同安全與利益，有助於強化台海情勢穩定以及更長遠的兩岸關係發展，同時也有利於大陸應對其他戰略方向的潛在威脅與挑戰。
註釋
①《裨益兩岸關係的務實安排》，陳斌華，新華網，2013.10.06。
②例如，行政院長林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提到：“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靠經濟開放來達成我們的繁榮，我們更是樂意跟對岸有比較好的經濟關係”，以及“台灣和對岸經濟關係的密切化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不應該去抗拒的事實”談話。（行政院網站，2017.06.24）
③張百達，《試析蔡英文520談話與兩岸關係發展前景》，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6月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0月號，總第23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