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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主義在台灣或可稱為一種“大聲公眾”的政治 |
中評社╱題：“大聲公眾”的政治——台灣民粹主義的辨識、演化及其顯性後果 作者：林紅（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台灣民粹主義的辨識涉及現象與概念問題，既要放到台灣政治發展的進程中進行歷史性考察，也應還原到台灣社會與政治的內在衝突中進行結構性考察，因此歷史社會學的分析路徑至關重要。在台灣，民粹主義或可稱為一種“大聲公眾”的政治，它的進階之路經歷了準備、合作、爭奪與更替等四個重要階段，展現了民粹主義深嵌台灣政治生活的全過程。而在經歷了近40年民粹主義政治的侵擾後，台灣社會正面臨一系列破壞性後果，如民主政治出現異化、政黨格局面臨解構、兩岸關係不確定性增加等。
民粹主義是台灣地區政治生態的一個重要面向，是觀察紛亂躁動的台灣政局的獨特窗口。自解嚴以來，台灣社會因選舉與黨爭而高度政治化，因藍綠分野而嚴重割裂，尤其是出現了一種對社會公共議題高度關注並無法停止大聲爭辯的“大聲公眾”〔1〕。在台灣，所謂“大聲公眾”既是自由化、民主化的產物，也是政治精英謀劃、操弄的結果；它既是廣場、街頭與大眾傳媒上爭先發言的具體民眾，也是一種關於公共生活的政治隱喻，意味著眾聲喧嘩的民粹主義政治的出現。民粹主義在台灣有著巨大的政治能量，不僅在野黨為爭取政治資源與政治機會而利用“大聲公眾”製造“噪音政治”，而且執政者為確保合法性和擊敗對手，也常常依賴民粹主義的政治策略。要認識台灣民粹主義及其與政治實踐的複雜關係，有必要從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問題開始。
一，台灣民粹主義的界定與辨識
一直以來，西方學界對民粹主義問題進行過非常廣泛的研究，雖然仍然缺乏足夠的共識，但是依託多年研究所建構的認知規範和知識體系，西方學者不僅解析了西方內部的民粹主義現象，也對非西方國家與地區是否存在民粹主義的問題進行了裁定。一部分學者（如保羅·塔格特等）專注於西方內部的政治分析，認為民粹主義現象衹存在於民主成熟的西方國家，非西方世界缺乏相似的歷史經驗、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而不存在民粹主義。而另一些學者則將民粹主義也用於理解拉美、亞洲甚至非洲的社會政治現象，如以塞亞·伯林認為民粹主義發生於正在經歷或即將經歷現代化過程的不同社會之中，是指具有不同觀點的人設法以大多數人的名義說話。〔2〕愛德華·希爾斯力圖以民粹主義為工具推進一種明確的比較研究，認為民粹主義的產生是由於出現了全球化的知識團體。〔3〕卡斯·穆德則認為在民粹主義的三個主要地區（北美、歐洲和拉美）之外，其他地區也可能出現民粹主義現象，“在發展中的民主政體中，尤其是東南亞、中東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民粹主義正在成長，雖然民粹主義者在東南亞的事業相對短暫和不成功”。〔4〕這些學者認為民粹主義現象無所不在，是一種普遍性的政治經驗，任何形式的政治體系都可能出現民粹政治的情況。
毫無疑問，我們在考察台灣地區的政治現象時，首先應出的問題是“台灣民粹主義”的概念是否存在？本文認同民粹主義是一種普遍性的政治經驗的觀點，認為民粹主義的現象並非歐洲國家獨存，“民粹政治現象衹是‘程度’問題，並非‘有無’的問題”。〔5〕所謂“台灣民粹主義”的概念是存在的，它具有理論和經驗兩個層面的支撐，即一方面符合民粹主義的一般判定理論，另一方面產生自台灣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政治經驗。
就前者而言，得益於西方學者理論成果的啟示與引入，台灣學者在解讀台灣的政治現象時找到了民粹主義的分析工具。例如歐尼斯特·拉克勞曾提出一種具有左翼色彩的理論，認為民粹主義是精英階層的思想意識，當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企圖建立霸權地位但又做不到時，就會直接求助於廣大民眾。〔6〕瑪格麗特·卡農範則對民粹主義的界定和分類進行了最為經典的研究，她認為民粹主義是指被人民廣泛喜愛與支持的一種政治行為，其核心價值是跳過代議政治的界線，由領導者直接訴諸民意的一種方式，她還將民粹主義運動細分為七種類型，其中三種屬於以農民為主的民粹主義，四種屬於政治性的民粹主義。〔7〕這類理論建構對台灣民粹主義的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兩岸學者均認為民粹主義框架可以用來解釋台灣解嚴後的民主轉型，因為台灣民粹主義具備了民粹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和基本特徵。
就後者而言，台灣民主轉型的獨特經歷為研究台灣民粹主義提供了豐富素材。雖然幾乎沒有西方學者專門討論過台灣地區的民粹政治現象，但在東南亞的廣義視域下，台灣地區大體也算其中一員，卡斯·穆德關於民粹主義在東南亞地區正在成長的概括應該也涵蓋台灣。相對而言，兩岸學者的研究則較為充分。大陸學者郭中軍參照了卡農範的分類，對台灣民主轉型以來的歷史經驗進行梳理，將台灣民粹主義歸類為政治性民粹主義甚至更具體的政治家的民粹主義。〔8〕台灣學者鄧志松則根據卡農範的研究和台灣的現實，將民粹主義定義為“人民對制度化、精英統治、主流價值、既有權力結構的挑戰”。〔9〕這種試圖站在價值中立的立場上檢視台灣民粹主義的研究，其實在更早關注民粹主義的台灣學者那裡已有體現，王振寰和錢永祥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指出，直接訴求民意認可的民主觀實質上就是民粹主義，它“足以動員一個缺乏固定體制形貌的‘人民’、提供‘同意’所涵蘊的民主正當性的政權”，兩位學者進而用“民粹威權政體”來概括台灣政治轉型後的李登輝當局，認為台灣的政治轉型“會在這個階段以召喚人民、建立民粹威權政體的方式呈現”。〔10〕他們將威權政治、“台灣民族主義”、“新國家”建構（“台獨”）、選舉動員、政黨競爭等轉型前後的重要政治面向串聯起來，設定了此後的台灣民粹政治的底色。
與此同時，一些批判意識更為突出的台灣學者將台灣民主實踐的品質與民粹主義直接聯繫起來，如黃光國認為台灣民粹政治的實質是政治人物以民主之名，行多數暴力之實。〔11〕江宜樺的觀點與其相似，認為民粹主義是“以民意支持之名，行獨裁統治之實的統治風格”。〔12〕彭懷恩將政治精英借用“民主”名義擴張自己權力的運作稱為民粹主義。〔13〕林毓生認為台灣民粹主義利用民主形式的建立、擴張、運作來提供反民主的根據。〔14〕陳毓鈞則從比較的角度指出，台灣地區所展現的民粹力量，與其他國家與地區的民粹主義一樣，都具有反智識、反精英、本土偏狹、排外情結、暴躁急進、群眾民主等特徵。〔15〕以上學者是基於對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台灣政治的觀察而進行的批判，他們相信在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歷程中，民粹主義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根據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邏輯，台灣在其關鍵性的歷史轉捩點所奠定的民粹政治形態，必然影響甚至主導著此後的台灣政治社會的發展方向，從而為解釋21世紀以來台灣政治的民粹化問題提供了歷史理路。
為了進一步辨識台灣民粹主義的概念與現象，歷史社會學的分析範式也極有幫助。歷史社會學是19、20世紀之交出現，直到70年代才最終形成的方法論體系，它由兩種研究範式構成，一種是韋伯代表的“社會科學的歷史化”，即提煉或運用社會科學概念與方法，理解和闡釋獨特的歷史過程與現象；另一種是涂爾幹代表的“歷史的社會科學化”，即在紛繁複雜的歷史實踐中發現不變的“社會事實”、因果法則和本質規則。〔16〕鄧尼斯·史密斯用一個簡潔的定義對這兩種範式進行了概括，他認為“歷史社會學是對過去進行研究，目的在於探尋社會是如何運作與變遷的”。〔17〕具體到民粹主義的比較研究中，台灣地區無疑是一個素材極其豐富的典型案例，台灣民粹主義是一個歷史形成的社會/政治現象，一般來說它是一個政治學範疇內的研究問題，但它的研究範式應該借鑒歷史社會學的理念，即這一政治研究需要有明確的歷史學意識與社會學意識，在方法論上應融貫歷史主義與結構主義。
因此，對於台灣民粹主義的研究一方面應該放到台灣地區民主化進程中進行歷史性考察，即關注民主化與民粹主義的相互交織。台灣民主轉型的發動極大程度上依賴了省籍動員、族群政治的路徑，錢永祥認為，台灣民主運動棄絕了自由主義-憲政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運動的“進步”成分，其任何訴求都局限在台灣本身的時空之中，是一套特殊主義的、地方主義的、以悲情與妒恨為基本色調的論述，〔18〕很顯然，這類論述內含的不滿情緒直接催生了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台灣民粹主義的研究應該還原到台灣社會與政治的整體形態中進行結構性考察，即強調政治/社會結構中精英與民眾的互動關係以及台灣社會的衝突對抗性。王振寰認為90年代的台灣“民粹威權主義”不是基於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建立起來的，而是在於民進黨危險而顛覆性的理念推動的（即所謂“台獨”、“新國家”或“台灣民族主義”），並且“相當程度上是透過李登輝以民族-民粹的召喚，來鞏固政治統治的正當性”，〔19〕因此，民粹主義首先成為“台獨”分子追求其政治目的而召喚“人民”的工具。
將以上歷史維度和結構維度的考察整合起來，大致可以建立一個關於台灣民粹主義的歷史社會學分析範式，其現實價值在於揭示了這樣一種事實，即台灣以選舉為中心的所謂民主政治是一個延續至今的歷史性進程，對抗衝突是這一進程中的基本面貌，民粹主義是台灣不斷走向對抗衝突的選舉民主的必然產物。
二，“大聲公眾”的政治效應：民粹主義在台灣的進階之路
自解嚴以來，選舉與黨爭為台灣社會帶來了普遍的政治化和過度的政治動員，這一政治過程導致了“大聲公眾”的不斷湧現。“大聲公眾”的政治是一種民粹政治，它使得台灣社會混亂衝突、喧鬧浮躁，政治被功利和算計包圍，社會充滿戾氣與怨氣。時至今日，民粹主義已經深深嵌入當代台灣政治，人們通過歷史社會學的觀察視角，可以探知台灣民粹主義的政治進階之路，以及它與台灣政治結構變遷之間的內在關聯。
1，台灣民粹主義“前史”：黨外反對運動的政治遺產
民粹主義一詞在台灣公共輿論中出現，最早是黃紀在1980年發表的“無黨籍人士的競選言論策略”一文中，該文批評無黨籍政治人物製造議題形成媒體事件，走民粹主義道路。〔20〕在台灣的戒嚴時期，雖然蔣介石和蔣經國曾誓言要追求民主或堅守民主陣營，雖然國民黨當局自五十年代初已經有限開放了地方選舉和“中央民代”、“立法委員”的增補選，但是戒嚴令解除之前的台灣並無民主政治的真正實踐，民眾在政治、社會等諸方面是緘默無聲的，大眾政治的時代遠未到來，因而民粹主義還無從談起。事實上，在威權主義的政治高壓之下，黨外反對運動的挑戰極其軟弱，更無法提供民粹主義所需要的持續、深入而廣泛的社會動員。
然而，要理解台灣社會何以在解嚴之後迅速進入“民粹主義狂飆期”〔21〕，並且直到進入21世紀也難以擺脫民粹主義的糾纏，應該探析黨外反對運動的歷史源流。台灣民粹主義不僅是“美麗島”事件後黨外力量集結與動員的結果，更是繼承了整個戒嚴時期黨外反對運動的政治遺產。這份遺產包括三個重要的方面。一是自下而上的抗爭方式。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稱不上是一種廣泛意義的民眾運動，充其量衹是一種自由派知識分子運動，但它的反抗性是極其鮮明的，自下而上的運動路徑也十分清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封閉性與排斥性造成了“外省人vs本省人”的縱向等級架構，黨外反對力量站在體制外和本省人的立場上，自下而上地提出民主訴求，這種抗爭方式在解嚴之後發展為自下而上動員中下層民眾的競選模式。二是從鄉土意識、台灣意識到“台獨”意識的民粹議題。“國民黨的威權控制、大中國體制、限制民眾參與政治的政策，使得反對運動的民主要求，同時含有了台灣化（台灣人參與中央級政治）與民主化的雙重意義。”〔22〕為了反對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反對運動人士利用“台灣人”的政治符號，“透過有限開放的制度管道或體制外的非制度性抗爭，對抗‘外省人’政權”。〔23〕民進黨繼承了反對運動的本土主義衣缽，但更為激烈極端，它將台灣意識發展為“台獨”意識，使得“統獨”爭議成為台灣民粹政治的核心議題。第三，發掘了大眾政治參與的實踐場所。黨外運動較多地通過雜誌、書籍等文化渠道傳播理念，但街頭政治也同時出現。“1970年代為因應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而大力新建或更新的都市街道，意外地提供了新政治發展的行動舞台”，〔24〕而80年代隨著各類選舉的逐漸增多，選舉場合成為許多民眾表達政治見解的唯一場合，國民黨對反政府活動與言論大加鎮壓，但是對選舉場合的一些批判政見卻無法全部打壓。台灣學者莊雅仲認為，“選舉場因此成為民主學習的街頭教室，多年來隱藏於黨外雜誌批評文字之後的民主運動，開始在街頭出現”。〔25〕循此路徑，90年代的民進黨為了與國民黨競爭政治資源，十分依賴以遊行、示威、靜坐為形式的街頭政治形式。
2，台灣民粹主義的“1.0”時代：國民黨與民進黨合打民粹牌（1988-2000）
台灣民粹主義是隨著民主化進入政治場域的。80年代初開始，台灣政治自由化程度不斷上升，社會議題日益公共化、普遍化和政治化，而民進黨成立以後，社會改造運動逐漸與政黨政治交織。〔26〕民進黨有長期的草根政治經驗，國民黨在圍堵黨外反對運動過程中也見識到了大眾政治的威力，再加上李登輝為了鞏固其黨內權力地位，急切地需要直接從民眾那裏獲得合法性支持，因此解嚴之後，民粹主義同時獲得了體制內外的實踐機會，迅速進入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合作共打民粹牌的狂飆時期。所謂的合作共打，是指在90年代的政治博弈中，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李登輝不僅在“台獨”理念上開始接近，而且在行動策略上也有共識，在利用民意方面互有呼應，民進黨的民粹操作有經驗優勢，但李登輝當局則有執政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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