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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不能指望歐洲會自然而然地與美合作而與中對抗 |
中評社╱題：透視拜登政權下美歐關係的前景 作者：李海默（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博士
【摘要】美歐之間在國際事務、制度框架乃至於規範準則等各方面看法與立場上的分歧都越來越大，美歐間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基礎出現了裂痕，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裂痕甚至可能會繼續增大。如今歐洲主要國家裹的多數民衆都傾向於認為美國政治體制出現了重大問題，歐洲不能獨獨倚賴美國去保證其利益，歐洲各國主流民意傾向於將歐盟體制及其自身所處國體制看得比美國體制要運轉更趨有效，美國不能指望歐洲會自然而然地與美合作而與中對抗；歐盟區民衆的主流看法是在未來十年內中國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他們傾向於希望自己的國家在中、美兩強對抗的戰略大勢中儘量保持某種形式的中立。
一、前言
2021年8、9月間，美歐關係間的不協調情勢陡然變得異常明顯。先是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撤軍問題上一意孤行，荒腔走板，嚴重影響了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戰略規劃與相關利益〔1〕。然後又在9月中爆出AUKUS（澳英美聯盟）導致法國失去已簽訂的潛艇訂單的事。澳大利亞（AU）、英國（UK）和美國（US）於2021年9月15日聯合宣布建立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該聯盟據稱是構築美國“新印太戰略聯盟合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首要目標即是由英、美兩國協助澳大利亞建造一支核動力潛艇艦隊，但這也立刻直接衝擊到了法國，以至於歐洲整體利益。
澳大利亞毀棄同法國達成的常規動力潛艇協議，轉而向美國尋求核動力潛艦，美澳此舉被法國形容為“背後捅刀”。9月17日，法國分別召回駐澳大利亞及駐美國大使。原訂法駐美使館將舉辦的海角戰役（美國獨立戰爭的決定性戰役，為美法友誼重要象徵之一）240周年紀念晚宴，也被法方臨時叫停。法國海軍集團9月22日宣稱，將給澳大利亞徵一份“詳細計算”的清單，就澳方中止先前與這家軍工企業簽訂的12艘潛艇采購合同提出索賠〔2〕。
歐洲媒體普遍對此事甚為憤怒。法國《費加羅報》網站9月18日發表題為《拜登-特朗普：兩個總統，同一個外交政策》的文章，文章稱，“拜登在上任不到9個月的時間裹并沒有徹底打破特朗普時期的外交政策。恰恰相反，拜登微笑著成為一名保護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傲慢地對待自己的盟友，與前任的差異遠沒有他的外國夥伴所希望的那麼大。幾個月來，從中國到阿富汗，從古巴到伊朗，兩任美國政府之間出現了一種奇怪的連續性，哪怕是更禮貌的語言和更傳統的方法也幾乎掩蓋不住這種連續性”。文章又稱：“華盛頓宣布成立將法國排除在外的太平洋英語國家聯盟，并導致法國為澳大利亞建造潛艇的大合同告吹，但最重要的是巴黎受到的輕視。這提醒人們，拜登對待歷史盟友的方式和特朗普并沒有那麼不同。對古巴重新實施制裁以及維持特朗普對伊朗實施的制裁是兩位總統之間令人不安的其他延續。拜登甚至對俄羅斯更加通融，同意在波羅的海修建北溪天然氣管道二綫，損害烏克蘭的利益。在貿易方面，拜登也繼續實行特朗普決定的大部分保護主義措施。大部分針對從歐盟進口的鋼鋁徵收重稅的政策仍然有效。”而據德國《法蘭克福評論報》網站9月17日報道，“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之間新的印太防禦聯盟引起了歐洲的強烈不滿。在布魯塞爾，人們懷疑在特朗普時代結束後，美國政府是否認真對待地緣政治舞台上的新合作”。〔3〕
二、美歐之間不同調的跡象早已有之
此次澳大利亞潛艇購買案的要害在於，當2016年澳法兩國最初簽署協議時，被認為是法國取得的一項“世紀大單式”的成就；而這一次事件的發生卻是以法國與歐盟為一方，英、美、澳大利亞為另一方，雙方在沒有任何溝通與咨詢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狀況。正如學者Ralph Schoellhammer所指出的那樣，現在歐洲的基本局勢是，英國已然脫離，德國幾乎全心全意在其內部事務，對其對外關係并不十分關心，因此法國在對外關係方面地位提升，法國的對外關係，基本就等於歐盟對外關係的主軸，美方此舉，不僅是以雷霆手段將法國排除於印太區域之外，也等於是同時將歐盟排除於印太區域之外〔4〕。
其實，正所謂“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美歐之間不同調的跡象早已有之。
早在2020年4月，學者David Whineray 就已經撰文指出，不管是誰贏了2020美國大選，美歐之間關係大概率都會持續緊張，和顯現出一種不够友善的氣氛。Whineray發現，在華盛頓活動的歐洲資深外交官們基本都有一個共識，即特朗普表現出的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以及要求歐洲分攤美國肩上責任等，其實都是代表著一種更普遍的美國人對世界格局與美國所扮演角色看法的轉變〔5〕。再往前推，Marianne Riddervold等人在2018年的研究已指出美歐之間在國際事務、制度框架乃至於規範準則等各方面看法與立場上的分歧都越來越大，美歐間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基礎出現了裂痕，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裂痕甚至可能會繼續增大〔6〕，歐洲在發展相對較為自主獨立的政策體系（autonomous policy）〔7〕。在2021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發布了一份頗顯樂觀的民調，顯示84%的法國受訪民衆、84%的德國受訪民衆和72%的英國受訪民衆都對其國家將在拜登時代展開的與美關係表示樂觀，同時79%的德國受訪民衆、72%的法國受訪民衆和65%的英國受訪民衆表示對拜登政權有信心，同時69%的德國受訪民衆、67%的法國受訪民衆和57%的英國受訪民衆認為在拜登治下美國在對外政策方面將會有較為顯著的進展〔8〕。
但同樣早在2021年1月，學者Ivan Krastev 等人就發了一篇文章討論美歐關係的前景并潑了些冷水，在該文中，作者指出，多數歐洲人都對拜登打贏特朗普表示欣慰，但多數歐洲人認為拜登并無能力讓美國成為“超群獨霸”型的全球領導者； 在過去數年中，歐洲公衆對美國的看法發生了很大改變，如今歐洲主要國家裹的多數民衆都傾向於認為美國政治體制出現了重大問題，歐洲不能獨獨倚賴美國去保證其利益，近2/3的歐盟區受訪者認為歐盟區應發展其獨立的防衛型力量（亦即與既有的北約框架有所區隔）；歐洲各國主流民意傾向於將歐盟體制及其自身所處國體制看得比美國體制要運轉更趨有效，歐洲列國習慣於將柏林政權，而非華盛頓政權視為其最重要的合作夥伴；美國確實有機會復蘇其跨大西洋的盟友合作框架，但美國不能指望歐洲會自然而然地與美合作而與中對抗；歐盟區民衆的主流看法是在未來十年內中國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他們傾向於希望自己的國家在中、美兩強對抗的戰略大勢中儘量保持某種形式的中立。Krastev等人的這份研究是建基於對歐盟區11國15000名民衆的訪問樣本數量上而成的，歸結起來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歐盟區列國民衆普遍認為，拜登會讓美國有一個新總統（而且是相對特朗普而言更好的總統），但拜登并不會帶來一個嶄新的（或者說“滿血復活的”）美國〔9〕。考慮到這些數據都是來自於2021年8、9月份事件的半年多之前，不能不說其頗有先見之明，洞燭機先。
與Krastev等人此文相呼應的是，在2021年1月拜登團隊剛開始執政不久，Vox雜志就發文稱，拜登時代外交政策方面最大的挑戰將是：如何確保作為長期戰略盟友的歐洲能與美國步調基本一致？〔10〕同樣，我們可以拿Sebastian Santander等人的研究作為例子，一方面，該研究指出歐盟區國家開始日漸將中國視為不僅是潛在合作者，也是戰略競爭者，甚至有時會是對手，但另一方面，該研究也坦承，歐盟本意是絕不願在中美兩強的貿易爭端中偏袒任何一方，將自身歸入任何一方的陣營與勢力範圍〔11〕。英國學者Robin Niblett 對此現象有一種非常深刻的描述，他說，從理論上講歐洲各國領袖都希望拜登的統治能獲得成功，但是，從實際層面上講，他們都擔心拜登因為需要在美國國內的民衆面前顯得強勢和有力，他很可能會向歐洲各國要求與索取一些東西，以營造他在美國國內的形象〔12〕。
三、美歐關係：美國利益優先
拜登正式執政後，2021年5月，學者Erik Brattberg 撰文指出，在拜登最初執政的100天裹，雖然看起來美國與歐洲的關係整體基調趨向回暖，但實際上在貿易、科技、氣候問題、對華態度等一系列領域都并沒有取得長足性的進展〔13〕。2021年6月份，《紐約時報》的報道這樣寫，儘管歐洲普遍歡迎拜登比起特朗普更為溫暖而和善的語言，但是美國對歐洲的一系列嚴苛政策都仍存在，在對華及對俄關係，貿易爭端、疫苗相關外交，和如何實現碳中和式經濟模式等方面，美歐的步調與立場都有較大不同之處〔14〕。同月，拜登政府舉行了一系列對歐層面的高層論壇，但Politico直言這些論壇把主題皆放在“中國”二字上，其實歐洲自身議題反而被忽略和失焦〔15〕。
也是在同月，美國通過官方途徑嚴正警告歐盟，不要嘗試追求旨在針對美國科技產業的保護主義模式政策〔16〕。在2021年8月底，有分析人士直接指出相對特朗普，拜登肯定是更受歐洲人普遍喜愛，但這完全并不等同於拜登就會是歐洲的一個良好盟友，在并非歐洲的完美盟友這方面，拜登和特朗普可謂是一脈相承，在很多時候，拜登的確比特朗普更有禮貌教養，也更會傾聽歐洲政治領袖們的意見，但是實際上他對於這些意見并不重視，他是非常我行我素風格的，而且他的行為經常使歐洲出其不意地受到打擊〔17〕。此外，學者Jackson Janes的研究指出，在經貿和規管等領域，美歐關係將持續由雙邊的實際是彼此競爭關係的相關產業利益來互動而決定，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聲浪不會退潮，而拜登也一定會對之給予重視〔18〕。
更加細緻地分疏，我們看到，拜登在對待歐洲列國問題上也頗有些厚此薄彼的意思，政治觀察人士A. Wess Mitchell寫了一篇分析文章，認為拜登在對歐問題的處理上手法近似於奧巴馬政府時期，最大的問題是有一種“近視症”（myopic）的傾向，過度地側重於柏林和布魯塞爾這兩個節點上，而對歐洲的大片其他區域不甚重視〔19〕。
同時，我們需要看到，阿富汗撤軍問題遠遠不祇是不顧及歐洲盟友意願的問題而已。在歐洲各國政治中，非法移民/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威脅是兩大廣受關注的極重要課題，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撤軍一事上的荒腔走板〔20〕又正好會在這兩方面引發危機。一些學者認為，拜登單邊主義政策〔21〕造成的對歐衝擊其實更甚於特朗普，拜登的政策比特朗普更強烈地喚醒歐洲各國需要追求獨立自主路綫〔22〕。而九月中的澳大利亞潛艇問題無疑是在八月的阿富汗撤軍問題上又火上澆了一把油。
於是，我們就看到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無論是阿富汗撤軍問題，還是澳大利亞潛艇問題，在最初的動機上，拜登政府都是想將更大的戰略壓力轉移到中國身上，然而，在戰略調整的過程之中，由於美方頗顯單邊主義思路的行徑，首先受到影響和衝擊的，卻都是歐洲諸國的切身利益。乍看起來，美國好像是要團結其傳統固有盟友（自然就包括歐陸列國在內）一起對付中國，然而實際操作上，拜登政府的行動卻首先直接引起了歐洲諸國的不滿甚至反感。不僅如此，本來歐洲就并沒有想要跟中國搞全面對立以至於某種極限施壓模式的高強度競爭，但美國糾集其五眼聯盟英語系國家盟友試圖跟中國直球對決，從亞太-印太區域全面出擊圍堵中國，這就在客觀上給了歐洲很大的“必須選邊站”的壓力，而這種壓力是歐洲列國政治家們本身并不願意看到的。在歐洲，已有不少政治和學術界的精英開始討論這樣一種可能的風險，即，歐洲并沒有將其獨立性輸給莫斯科或北京，卻將其獨立性輸給了華盛頓，由此而淪喪成為華盛頓的附庸奴僕，而非具備自主性的所謂“戰略合作夥伴”〔23〕。
正如一位英國前外交官所說的那樣，歐洲既看到了美國要與中國作激烈對抗，也看到了拜登政府想拉攏盟友壯大自己的聲勢，減小自己的阻力，但是歐洲在這樣的劇烈對抗格局中首先會受損的就是自身利益，歐洲很難（也不願）承受這種劇烈對抗所帶來的傷害〔24〕。這里更遑論這位英國前外交官說這話的時間還是在2021年8月初，當時喀布爾撤離〔25〕和澳大利亞潛艇這兩樁事都尚未發生。由於特朗普本身并不訴求於“團結盟友”式的路綫，我們反而看不出他在歐美的英語系國家和非英語系國家之間有什麼輕重不同的權衡取捨，而拜登雖然一反特朗普無視傳統盟友的做法，我們卻能清晰看出他因為地緣政治和別的一系列潛在因素，對這兩類國家似有輕重取捨之分（在歐陸非英語系國家中則似乎有些“重德而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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