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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
中評社╱題：“‘逼統’戰略：理論內涵、驅動因素及實施路徑” 作者：陳先才（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南強重點崗位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令軍（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1949年以來，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選擇。民進黨當局的謀“獨”行徑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破壞和平統一的前景，是爭取和平統一進程中必須清除的障礙。當前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都發生深刻複雜變化的時代背景下，推進祖國完全統一面臨著新的形勢，需要在堅持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下，推進“逼統”戰略的實施，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將大陸對台工作的戰略優勢轉化為推動國家統一進程不斷前進的戰略勝勢。
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爆發，歐洲大陸戰火重燃，波及整個世界。俄烏衝突不僅引起人們對大國戰略、北約東擴等問題的持續關注，也使得“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在台灣島內成為最熱的話題。儘管烏克蘭問題與台灣問題有著本質的區別，沒有任何的可比性，但是隨著事態進一步升級，民進黨當局不斷藉烏克蘭問題碰瓷、蹭熱點，在島內惡意炒作所謂大陸“軍事威脅”，瘋狂操弄“反中仇中”議題，充分暴露其“倚美抗中”、“倚美謀獨”的險惡用心。對於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肆意謀“獨”挑釁，勾連外部勢力對抗大陸，圖謀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大陸方面早就強調指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我們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獨”分裂勢力繼續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線，大陸方面將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1〕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涉台論述中所強調的，“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中國決不會在任何外來干涉的壓力面前退縮，決不會容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到任何損害。始終堅持做好以非和平方式及其他一切必要措施應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重大事變的充分準備。如何理解非和平方式以及其他必要措施？這裡其實就涉及到一個“逼統台灣”的問題。
一、問題提出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2〕但是，自2016年民進黨上台以來，台灣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在島內大肆煽動兩岸敵意，升高兩岸對抗，致使兩岸關係急轉直下。2022年新年伊始，蔡英文利用所謂“元旦講話”公然拋出“四個堅持”的說法，妄圖以新“兩國論”為兩岸關係定調，將台海形勢帶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在此情況下，民間社會包括涉台學者在堅持和平統一的大框架下，對台海局勢的走向，以及國家最終統一問題提出了不少的看法與觀點。倪永傑（2020）提出，應借鑒古今中外統一模式與路徑，在中華文化指引下，集成兩岸及海內外華人智慧，採取一切手段，團結一切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運用和戰兩手、文武兩策，演繹新時代的王道與霸道，推動兩岸關係融合發展，將台海兩岸推進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戰而阻來犯之敵”的境界，最終完成統一。他的這種觀點也被簡化為“智統”。田葦杭（2017）認為，“武統”與“和統”是一對密不可分的矛盾體，如果沒有“武力”作為後盾與保障，和平統一的難度更大甚至可能面臨錯失統一的風險，維護國家統一的“利劍”雖然不一定成天擺弄，但一定要高懸在“台獨”分子的頭頂。邱毅（2021）提出，把“武統”與“和統”有機融合，最可能的統一模式是“以武統開始，以和統結束”的施琅模式，他強調面對“台獨”在島內猖獗，把握住特定踩紅線的機會，集結重兵部署，“武統”大軍枕戈待旦。當前民間關於“武統”聲浪的持續高漲，反映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隨著中國大陸實力的不斷增強，民眾希望加快解決台灣問題的節奏。就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策略或手段而言，無論是“和統”、“武統”、“智統”、“合統”以及“逼統”等提法，都是從獨特的視角出發的一些思考。尤其是近年來民間不斷討論的“逼統”概念，無疑對於結合自身日益增長的實力，打破當前台海僵局，實質推進國家統一進程，具有一定的建設性。所謂“逼統”，其實質就是通過一定的強制性手段來形塑、引導或者逼迫台灣當局走向統一的道路。“逼統”的概念雖然比較寬泛，但其本質還是屬於和平統一的範疇。
誠然，國家統一理論及統一模式的探索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在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之下，兩岸民間及學術界面對日趨嚴峻的台海形勢，提出“逼統”等相關概念，對於有效打擊“台獨”分裂勢力，推進國家統一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啟發價值。但是，對於什麼是“逼統”、“逼統”的戰略框架以及“逼統”的實施路徑等問題，學術界尚缺少一個相對清晰、完整的論述。從學理上進一步探討“逼統”的內涵、框架、驅動因素和實施路徑，有其必要的價值。
二、“逼統”戰略的理論內涵及其戰略框架建構
（一）“逼統”戰略的理論來源及相關概念比較
什麼是“逼統”？簡單來說，“逼統”就是逼迫台灣走向統一之路。本文特指綜合統籌運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多種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逼統”首先是一項戰略規劃，它明確了統一的方向和目標，提出階段性的方針政策及行動指南，籌畫推進統一的過程以及指導性措施和對策。其次，“逼統”也是一種手段，它服從於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是大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落實“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方法和路徑。
1.“逼統”戰略的理論來源
中國古代《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是“逼統”戰略的歷史基礎。中國古典軍事文化源遠流長，以孫子為代表的東方兵學在戰略上以追求“全勝”為目標，認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謀攻篇》）。所謂“全勝”，乃“安國全軍”之道，是既包含政治層面，也包含軍事層面的大戰略。“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謀攻篇》），要求戰爭指導者以智馭力，因謀施計，積形造勢，巧戰善戰，以實現戰爭的全勝目的。無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謀略，還是謀形造勢、出奇制勝的“戰勝”謀略，孫子追求的都是利益的最大化，這是善於戰爭指導者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3〕
冷戰時期西方威懾理論的發展與成熟為“逼統”戰略研究的方法和內容提供了借鑒。西方威懾理論將威懾分為單邊威懾與相互威懾、核威懾與常規威懾、總體威懾與即時威懾、直接威懾與擴展威懾，並運用預期效用和博弈論建構威懾模型，對威懾的目標、威懾的可信度、威懾的認知以及危機決策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科學的分析。〔4〕特別是古典威懾理論從決策的視角提出了關於“相互威懾困境”的兩種解決方案（強硬承諾、放手失控），對當前中國大陸有效震懾外部干涉勢力和島內“台獨”分裂分子日漸猖獗的“謀獨”挑釁活動，具有重要的政策參考和實操價值。
中國共產黨國家統一理論為“逼統”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在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追求國家統一的不懈奮鬥中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科學的國家統一理論，成為“聯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統一實踐的橋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5〕中國共產黨國家統一理論體系中的主權理論、和平理論、發展理論、國家制度設計、對外交往思想等內容，以及1949年以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港澳回歸、反“台獨”分裂活動而進行的一系列政策實踐，是制定“逼統”戰略的重要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
2.“逼統”與“和統”、“武統”的關係
“和平統一”或“武力統一”都是解決台灣問題的不同思考方式，兩者其實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強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最有利於中國的長期穩定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選擇。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換言之，不承諾放棄武力是一種戰略考量，能更好地威懾國際反華勢力和島內“台獨”分裂勢力，為兩岸和平談判創造一個更為寬鬆的外部環境。〔6〕“逼統”介於“和統”與“武統”之間，以不發生直接武裝衝突為上限，統籌運用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宣傳）等多種手段推動國家統一進程。實際上，如果以是否發生大規模直接軍事衝突為衡量標準，“逼統”是“和統”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風險熱力圖可以用來作為兩岸風險的研究。它一般用於表示風險的潛在可能性和影響，以便為組織的發展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兩岸關係風險熱力圖中顯示兩個相對值，右上象限為高值，表示高風險區域（發生衝突），左下象限為低值，表示較低風險區域（和平發展）；X軸表示風險的可能性百分比，Y軸表示影響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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