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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片與科學法案》將中國塑造成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同敵人。 |
中評社╱題：從美國國內兩黨紛爭到中美博弈的經濟學邏輯分析 作者：張屹（北京），法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區域國別研究博士後
【摘要】2022年出台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將中國塑造成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同敵人。作為這一法案的兩大特徵，一是為半導體生產企業提供了核心支持，二是為美技術競爭力提供了資金支持。這一法案，成為了中美科技產業博弈的新一輪籌碼。而與此同時，台海局勢也在與中美技術競爭同步發酵。這背後既有純粹政治利益考慮，也有全球產業鏈變革的經濟學邏輯。
一、美國國內兩黨紛爭與社會分化的內部矛盾
（一）美能源創新政策的中期展望
美國第117屆國會於2022年下半年通過了相關立法，以加速美在其亟需的關鍵能源技術和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方面的進程，新一屆國會將會在充足的財政撥款基礎上啓動能源創新研發項目，監管執行，并在未獲足够關注領域注入投資。在諸如核能、水力發電、地熱、能源儲存等方面，一些先進技術尚未進入市場運行階段，因此國會在此階段的支持力顯得尤為重要。
兩黨在很多政策領域分歧較大，而國會要竭力降低能源成本并應對因對俄制裁造成的供應鏈斷裂。地緣政治的焦灼又讓氣候議題迫在眉睫。民主黨對國內化石燃料的生產、出口十分謹慎，而共和黨則竭力充分利用這一資源作為政治籌碼；民主黨致力於清潔能源的稅收抵免，并為新興技術的機構運作積極撥款，而共和黨則傾向於讓私營部門承擔技術研發風險。
當然，兩黨也有共識，包括在研發資金以及國家實驗室基礎設施方面的撥款，在太陽能、電動汽車等先進產業的供應鏈方面也緊密攜手。然而共和黨更傾向於在反制中國方面的措施，而民主黨更關注於清潔能源產品和壓低其成本，在大型能源項目的生產綫方面，兩黨都大力支持。最重要的一點共識是，由於歐盟大力推進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兩黨在氣候與貿易問題上方向一致，兩黨都不願在國內碳排放機制上進行定價。①
（二）美能源政策對中資企業的影響
美國內能源問題雖然沒有歐洲如此嚴峻，但兩黨都認識到加快新型能源的研發是必然趨勢，這也包括對能源儲運技術的研發。從國會撥款力度就可見一斑。中國在相關領域的投入也是大勢所趨，中資企業需要的不僅是資金、政策，也更需高瞻遠矚、在能源領域的先進產業選擇正確的項目進行布局。
以往在對華政策上兩黨別無二致，然而當前的地緣政治困局讓美歐關係、美俄關係都愈加微妙，能够讓兩黨一致對外的不僅是極權政治的威脅，也有歐盟戰略自主帶來的尷尬，甚至在碳減排問題上，美歐都存在巨大分歧。可見今後中資企業面臨的國際環境將是多元化、多維度間的互動，美歐關係的微妙變化也讓中企的角色具備了更多可能性。
（三）美國公共政策領域的兩黨分歧
1.對遠程工作和靈活就業的政策解讀
遠程工作和靈活就業無疑是未來美國就業趨勢，即使對於聯邦雇員也是如此。當下的拜登政府在就業政策領域面臨一個不可扭轉的現實，即遠程工作、兼職零工是大勢所趨。儘管華府尤其是共和黨強烈反對聯邦雇員進行遠程辦公，理由是效率低下、消極怠工。必須看到在遠程辦公存在諸多弊端、特別是網絡安全問題的同時，也帶來了危機時期的復原力，與私營企業展開人才競爭的過程中，聯邦政府有必要采用遠程辦公方式吸引和爭奪人才。兩黨應考慮大局擺脫黨爭。
拜登政府管理與預算辦公室與人事管理辦公室都聲明今後將大幅度推進遠程辦公，認為考慮疫情影響，在綫辦公、靈活安排工作日程是必要的，并且在後疫情時代，遠程辦公方式是招聘高技術型人才的必要條件。此外工作環境的彈性制也有助於疫情後經濟復原，應對供應鏈斷裂，鞏固生產力。然而此舉招致共和黨人紛紛指摘。
其實早在疫情之前，聯邦政府的遠程辦公占比已在逐年攀升，從2012年的29%至2016年的51%。②長期以來，聯邦政府雇員就因“少勞多得”而飽受社會爭議，遠程辦公則被認為加劇了官僚主義頑疾。
共和黨對於遠程辦公降低工作效率的誇大實際上是出於黨派紛爭，以及對於制度的不信任。此外，在積極開發遠程技術以推動在綫辦公方面，兩黨掣肘也導致政策乏力。2021年對美國防部5萬名雇員做的一份調查顯示，他們普遍認為遠程辦公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對私營企業的調查中，83%的雇主認為遠程辦公提高了工作效率。文章就此得出結論，遠程辦公最大的問題不是效率問題，而是網絡安全問題。智能設備和網絡接口的分散化將給美帶來巨大國家安全隱患，由於發電廠、核心基礎設施都已通過網絡終端實施數字化運行，甚為堪憂。當然，聯邦政府也在通過“多重身份認證”、“雲數據轉移”等方式確保網絡安全。③
2.美公共政策分歧的擴散效應
（1）兩黨政見紛爭已貫穿至國內政策的方方面面，甚至在對華戰略上，傳統上兩黨一致的“政治正確”也隨著特朗普和拜登的唇槍舌戰而成為美全球戰略的炒作點。因此中資企業面臨的政治風口恐不斷擴大，且時刻隨著兩黨鬥爭而成為口實。
（2）為推進高效化的遠程辦公，美勢必在遠程信息技術方面積極研發，未來很可能藉此催生一批科技產品甚至科技巨頭，其技術標準可能對中資企業構成圍堵，如果遠程辦公再通過服務貿易形式向發展中國家進行外包，那麼這種技術圍堵將會擴散。
二、先進產業技術領域的角逐：從地區到全球
（一）美國產業政策的立法推動——兩黨利益趨同的契機
伴隨著美政客陷入黨派紛爭，阻礙了政府正常運轉，前國務卿賴斯的一句話可謂針砭時弊——我們需要共同的敵人以推動團結。從這一立場來看，《芯片與科學法案》可謂將中國塑造成了這一共同的敵人。作為這一法案的兩大特徵，一是為半導體生產企業提供了核心支持，二是為美技術競爭力提供了資金支持。④
美立法與產業政策的總體導向趨於政策保守和以民粹為基礎。自1990年以來美在全球半導體生產領域的份額已從37%下降到12%，而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韓國在這一領域則搶占了全球份額。新出台的法案將斥資390億美元刺激半導體生產投資以應對國際競爭，資金將以贊助和貸款的形式，對在美企業總部和韓國等同盟國家的企業給予支持，鼓勵其在美投資設廠，用以補貼生產成本。此外，法案還為半導體生產設備提供了25%的稅額抵免。⑤
法案還授權美商務部建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國家先進技術生產項目、美國半導體生產研究所，專門撥款110億美元用於上述機構進行研發。
有美專家認為該法案是美產業政策的轉折點，象徵著官方理念的重大轉變，正如上個世紀80年代美對日經濟反制。然而也有不同聲音認為，這一觀點過於樂觀，國會通過這一法案有另外的考慮，第一，法案出台的背景是台海危機的日益惡化，伴隨著中國政府對台積電等半導體生產商的“虎視眈眈”，所以法案背後的動機不是產業政策的理念，而是國家安全的考量。尤其在高科技武器生產方面，芯片也是核心元件。第二，法案中對“科學”的定位局限於大學基礎理論研究，兩黨都願意在科學家身上而非工程師身上大把撒錢。而且，後發國家很可能由於“知識溢出效應”而搭便車，獲得後發優勢。第三，衆多民主黨人士對於產業政策的關注往往局限在清潔能源企業這一領域，對於其他產業領域都比較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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