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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4選舉看台灣世代交替與政治變遷
http://www.CRNTT.com   2024-08-01 13:08:57


圖1:2024年台灣選舉鄉鎮市區各陣營領先示意圖
 
  三、世代交替、分層固化與空間移動的影響

  (一)世代交替對島内以及兩岸關係的影響

  世代交替勢必會對島内政治生態與格局産生影響,具體而言:其一,政治文化的重塑。民主世代的政治參與更加依賴於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因而未來的島内政治文化可能更加强調透明度、即時互動和草根參與。此外,價值觀上的多元性可能促進政治話語的包容性和多樣性,使台灣原有的對抗性政治文化被協商性政治文化逐漸取代。其二,政治代表的變革。民主世代對兩大黨的認同感較低,一些新興政黨可能會更容易獲得民主世代的青睞。在民主世代的推動下,台灣當局可能會出台利好新興政黨以及小黨發展的政策,一定程度會促進政黨政治的多元化。其三,政策焦點的轉移。相較上一輩對國家定位以及國族認同等高政治議題的錙銖必較,民主世代會更關注教育改革、就業機會、住房問題以及環境可持續性等現實性、務實性的公共議題,而這種轉變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台灣當局的施策方向。

  [圖1:2024 年台灣選舉鄉鎮市區各陣營領先示意圖]

  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世代交替的影響體現在:其一,兩岸交流民意基礎的不確定性。民主世代在追求台灣主體性和開展兩岸深入交流之間的矛盾心態可能導致台灣在兩岸政策上表現出更多的摇擺和不確定性。一方面,他們可能支持那些强調台灣獨立性和差异性的政策和立場;另一方面,又期望維持甚至加强與大陸的經濟和文化交流。這種内部矛盾可能導致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在强硬與温和之間反復摇擺。其二,兩岸交流形式和内容變化。民主世代在追求與大陸深入交流的同時,可能傾向於探索新的交流形式和内容,包括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非政治領域的交流,以及通過數字平台和社交媒體等新媒介進行的交流。這樣的交流形式可能更加靈活多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繞開政治敏感性,促進兩岸人民的相互理解和聯繫。其三,兩岸關係的重新定義。民主世代不可避免會對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提出新的定義和構想。在追求台灣主體性的同時,會尋求一種既能保持台灣特有身份,又能與大陸保持良好關係的新模式,例如將兩岸關係視爲特殊的夥伴關係,而非單純的對立或融合,無論對大陸還是島内的既有論述都會帶來衝擊與挑戰。

  (二)選舉優勢分層固化對島内以及兩岸關係的影響

  選舉優勢分層固化對島内政治的影響體現在:其一,選舉優勢分層固化將會導致民進黨的“中央化”與國民黨的“地方化”,引發科層體制内部的縱向對立。由於“中央”和地方分别由不同的政黨控制,將會導致跨層級的政策制定與執行之間的協調問題,影響政策的連貫性和效果,降低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務質量,削弱民衆對當局——主要是民進黨的信任和社會的凝聚力。在這種情况下,民進黨雖然可以繼續依靠優勢基本盤把持朝政,但會失去主流民意,成爲“跛脚當局”。其二,選舉優勢分層固化會擴大兩大黨外的第三勢力生存空間,台灣政黨政治將一定程度多元化,並將産生一定數量的政黨聯盟。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各自優勢的科層體系層級中聚焦,會導致在其他層級、選區或者小微議題方面的競争力相對减弱,而這種政治留白會爲新興政黨和小黨提供機會。這些新興政黨和小黨可以通過聚焦那些被兩大黨忽視的社會問題、群體利益或創新政策來吸引選民,長遠來看將會促使台灣政黨格局由“藍緑”轉向“藍緑+N”,這將導致民意的分散化,而爲了能够贏得選舉或在選舉中有所獲益,政黨之間勢必會開展一系列合作,從而出現若干政黨聯盟。

  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選舉優勢的分層固化將使民進黨長期主導兩岸關係政策的論述。由於分層固化現象,兩黨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的論述能力將會失衡,民進黨將會具有比國民黨更强的兩岸關係論述能力。國民黨的地方化會制約其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的論述能力,進而使其更傾向於强調兩岸在經濟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而不是國家定位以及國族認同問題。與此同時,由於民進黨的“中央化”,使其能够掌握高政治話語權,而這意味着兩岸政策也將更多受民進黨的影響,會更傾向於推動台灣的國際化和加强台灣身份的政策,加大與中國大陸的政治排斥、制度疏離與文化隔閡。在這種情况下,台灣本土認同趨勢不僅難以逆轉,還可能導致兩岸關係進一步複雜化,帶來諸多風險性。

  (三)票倉空間移動對島内以及兩岸關係的影響

  票倉空間移動意味着“緑强藍弱”的政治格局將長期存續。對兩黨而言,票倉的空間轉移直觀表現出民進黨掌握了台灣的經濟發達地區與人口稠密地區,而國民黨掌握台灣的經濟欠發達地區以及人口稀疏地區(包括連江與金門這樣的邊緣地區)。進一步講,票倉空間移動的背後是兩黨對人、錢、物等資源掌控程度的差异,而這種資源差异將直接影響兩黨的政治生存下限以及能力上限。具體而言,在過去三十年,隨着台灣産業昇級和新興經濟活動的興起,民進黨成功地將其政策重心與這些變遷相對接,在保证南部基本盤的前提下,將以這些産業爲主導的地區逐漸吸納爲新票倉。長期來看,在强大物質能力的支持下,民進黨將會具備比其他政黨更多的政治能動性以及容錯率。與之相對的,國民黨的基本盤收縮在傳統産業地區,對新興經濟領域和高教育水平選民的影響力逐漸减弱。此外由於失去黨産支撑,國民黨在政治動員能力上落於下風,至少在物質層面已經難以撼動民進黨在台灣政壇中的主導地位,然而由於台海地區特殊的内外政治結構,又使國民黨能够維持在第二大黨這樣相對體面的位置上。

  值得一提的一個有趣現象是,在票倉空間移動的背景下,理論上應該出現的兩大黨選民基礎階層互换的情况,因爲民衆黨的崛起而有了新的演繹。在過去,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經濟發展、社會分配和環境保護問題上有不同的政策主張,具有一定的左右對立色彩。④國民黨强調經濟增長、漸進改革和社會穩定,將大企業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視爲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地域發展和社會分配方面對中南部、中下層和中小企業的利益照顧有所不周,對環境保護重視不够,對軍公教階層則予以更多關照。與此相反,民進黨更關心分配正義,跟台灣的中小企業、中下層和中南部有更多連接,選民基礎具有濃郁的草根性。隨着票倉的空間移動,理論上民進黨的選民基礎會逐漸精英化和資本化,而國民黨的選民基礎會逐漸草根化和無産化。不過由於民衆黨的崛起,與産業變遷密切相關的社會階層同時抛棄了民進黨以及國民黨。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在選後的調查,在10個職業群體中,賴蕭配在自營商/企業主、軍公教、勞工、農民、退休人員以及無業/待業者群體中的支持度高於侯趙配與柯吴配,柯吴配在高級白領、基層白領以及學生群體中一騎絶塵,而國民黨衹在家庭主婦中拔得頭籌,在高級白領、基層白領以及農民中的支持度較弱。⑤不難看出,票倉空間轉移至少在目前並没有爲民進黨帶來應有的階層基礎,反而爲民衆黨的發育提供了養料。未來是否會産生理論預期上的變化,還有待觀察。

  從兩岸關係的視角來看,票倉空間的轉移反映了台灣内部政治力量平衡的重大變化,其中尤爲顯著的是民進黨在台灣政壇中的日益强勢地位,其“台獨”立場以及延伸出的内外政策將更爲頑固和偏執。因此,大陸在與民進黨交往時,可能會遇到更强硬的態度和更高的策略挑戰,例如在經貿、文化交流以及國際空間等方面,民進黨更傾向於推動符合“台獨”政治目標的措施,同時限制或排斥與大陸的合作。這種情况下,兩岸的互信基礎將進一步受損,對抗性行爲持續增加。

  四、結語與政策建議

  2024年選舉體現了民進黨的相對衰落、國民黨的絶對衰落以及在兩黨政治結構裂縫中民衆黨的崛起。進一步講,這次選舉内嵌了民意基礎的世代交替,兩大黨的選舉優勢分層固化以及票倉空間移動三個政治變遷。從時間維度來看,世代交替將民主世代推向了社會中堅位置,而這種社會結構的轉變使民衆黨直接受益——即便没有民衆黨,也會有其他政黨填補世代交替産生的政治空白。長遠來看,世代交替將推動台灣政治文化風格的轉變以及政黨體系的局部變化。從縱向維度來看,選舉優勢的分層固化將會導致民進黨的“中央化”與國民黨的“地方化”,進而導致科層體系内部的縱向對立。從横向維度來看,兩大黨的票倉地理分佈,由傳統的“南北”劃分轉變爲“東西”布局,民進黨掌控了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西部地區,島内“緑强藍弱”的局面將長期存續。

  綜合來看,台灣的政治景觀正經歷着世代更迭、選舉優勢分層固化和票倉空間移動的深刻變化,將使兩岸關係在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以及風險性。在此背景下,理解和應對這些趨勢的能力,對兩岸的融合與統一至關重要。因此,大陸各界需要深化對這些現象的研究與分析。從政策層面看,面對台灣島内政治形勢的變革,在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對台政策大背景下,大陸可以采取以下三種措施:

  其一,繼續深化台青工作。首先,在台辦系統内增設青年發展局,主導兩岸青年的交流工作。青年發展局不僅負責制定、執行針對台青的各項政策和計劃,包括教育、就業、創業支持、文化交流等,還將承擔協調職能部門參與台青工作,以及提供兩岸青年交流平台的職責。其次,數字技術賦能台青交流工作,構建跨島的數字化交流平台,促進大陸官方、社會與台青之間扁平化交流渠道。通過社交媒體、在綫平台、移動應用等數字工具,大陸官方和社會組織可以更加便捷和直接地與台青進行聯繫和互動。這種扁平化的聯絡方式確保了政策信息的準確性和時效性,同時爲台青提供了更加直觀和全面地瞭解大陸生活的渠道。例如,可以通過在綫直播、虚擬現實技術等手段,讓台青在虚擬環境中體驗大陸的文化、教育、就業等方面的情况,並鼓勵其社會參與,從而增强他們對大陸社會的理解和認同。最後,以低政治性的公共議題爲切入點,增進台青對大陸的制度性認知與理解。通過環境保護、公共衛生、城市規劃等低政治性公共議題的交流和合作,使台青在參與和討論中逐步認識和理解大陸的社會治理模式和制度運作。

  其二,建立新型政黨交流機制,可考慮非緑台灣政黨在大陸設立台胞服務處。既往的政黨交流機制最大的弊端在於制度化程度不足,缺乏深入性與持久性。鑒於民選政治已成爲台灣民衆——尤其是民主世代的生活方式,可考慮允許非緑台灣政黨在大陸設立台胞服務處,其作用如下:第一,聯結在陸台胞,保持他們與島内政治的緊密聯繫,適時發揮其對島内政治的影響力;第二,促進非緑陣營的整合;第三,提供兩岸之間的半官方交流機制,以平衡官方交流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台灣政黨的大陸駐點,展現了大陸對台胞生活方式的尊重,長遠來看,有利於推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從台灣方面看,出於與選民聯絡的需要,台灣政黨也有在大陸設置服務據點的需求。實際上,早在2017年,新黨主席郁慕明就提出在上海設立服務據點的想法,服務在大陸的台灣民衆,使新黨成爲首個表態要在大陸設立據點的台灣政黨。根據台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此舉未涉及公權力或政治議題,也不受“政黨法”規範。⑥當前,大陸對台工作的管控能力亦有所增强,可以有條件地准許台灣政黨進入内地活動。在資格方面,政治要求可以相對寬鬆,衹要秉持兩岸和平發展理念的政黨皆可進駐,重點在於聚集和整合反民進黨的力量。在管理方面,制定明確的活動範圍和内容規定,確保服務處不涉及敏感政治議題,專注於文化、經濟交流等非政治性質的活動。同時,制定專門的法律條款和管理規則,明確服務處的法律地位、責任和義務。此外,還需建立嚴格的安全審核機制,對服務處的人員和活動進行定期審查,以確保其符合國家安全要求。

  其三,加强兩岸基層交流。從基層交流的角度促進兩岸融合發展,需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深化交流與合作,加强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和信任,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具體而言,首先,促進地方公部門的直接對話和合作,建立跨海峽地方公部門合作機制,鼓勵和支持大陸與台灣各地方公部門之間建立直接的對話和合作機制,如姊妹城市(縣)關係、經濟合作區等,依托地方特色和需求,開展針對性的合作項目。其次,促進民間組織和社區層面的互動,支持民間組織合作項目,鼓勵和資助兩岸民間組織在文化、教育、環保、公益等領域的合作項目,通過草根組織的力量加强社會層面的聯繫。最後,舉辦兩岸社區交流活動,組織社區層面的交流活動,如文化藝術展演、傳統節日慶祝、體育比賽等。

  注釋:

  ①台灣行政部門性别平等會.重要性别統計資料庫[EB/OL].[2024-01-22].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

  ②台灣選舉既往投票率的中位數在70%左右,考慮到年輕選民投票意願的不穩定性,以歷史上最低的60%左右作爲本文的估算依據。

  ③⑤台灣民意基金會.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抉擇及其影響[EB/OL].(2024-01)[2024-02-01].https://www.tpof.org/.

  ④林岡.再論台灣地區兩黨體系的延續性[J].統一戰綫學研究,2017(4):75-82.

  ⑥觀察者網.緑營稱新黨上海服務處違法 郁慕明回應:不怕查[EB/OL].(2017-12-26)[2024-01-15]https://www.guancha.cn/local/2017_12_26_440619.s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5月號,總第317期,P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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