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為何中途轉站浙江？
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李達、李漢俊兩人完成。7月中下旬，設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的博文女校，陸續住進了一批教師或學生模樣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考察團的名義，來上海參加這次聚會。代表們到齊以後，就便在住處開了預備會。
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正式開幕。會址設在李漢俊兄弟的住宅，出席者包括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留日學生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包惠僧。
在十三名中國代表中湖南籍的有五人，湖北籍的有四人，北大的學生有三人(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後來黨史界與各方研討依據十三名代表在中共歷史中的作用進行排名，依次為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劉仁靜、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
會議剛開始前的幾天進行得很順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代表們計劃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程是由馬林對會議討論的各項問題發表意見，然後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到了晚上7時許，會議還沒有開始，突然有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會場。代表們問他找誰，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會場，然後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說完後就急忙走了。那男子正是時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程子卿。
程子卿的突然到來，引起代表們的警覺，會議為此中斷。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見此情景即刻說：“這一定是偵探，馬上散會，會議改期改地點後再開。”按照馬林的佈置，出席會議的人員除李漢俊和陳公博以外，立即離開了會場。十幾分鐘以後，法國巡捕包圍了會場，並進入室內搜查盤問，結果撲了一個空。李達後來回憶說：“當時真危險，假如沒有馬林的機警，我們就會被一網打盡。”後來，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的提議下，會議轉到了在距離上海不遠的浙江嘉興的南湖。
然而，中共一大的會址是如何洩露的呢？《新華澳報》的苗體君及竇春芳在《揭秘中共一大召開的真實經過》一文中記載，問題就出在馬林的身上。因為馬林是荷蘭人，他曾在荷屬爪哇從事革命活動而被當局驅逐出境，一些帝國主義國家都知道馬林是一個從事共產主義活動的革命黨人，對他的行蹤特別注意。
馬林奉命離開莫斯科來上海時，途經維也納，向奧地利政府當局領取來中國的簽證時，就被拘留六天，後來在朋友和律師的幫助下才獲釋。他被維也納警察局驅逐出境，並被吊銷了護照。奧地利政府還與馬林打算路過和要去的國家和地方聯繫，要這些國家和地方當局密切注意馬林的動向。
當荷屬爪哇當局得知馬林可能到上海時，立即通知荷蘭駐上海總領事館，要他們監視馬林的行動。馬林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蘭駐滬總領事館的注意。帝國主義的租界當局從他一登上上海灘起，就對他進行嚴密的監視了。
據荷蘭外交部檔案(法國巡捕致上海荷蘭總領事函件)記載：“6月3日，斯尼夫列特(馬林)乘意大利的阿切拉輪到達上海，住南京路東方大旅社，自稱安德雷森。6月14日離開東方大旅社，到麥根路32號一家公寓住宿。”這就說明，馬林當時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了。馬林對自己被監視是有所覺察的，特別在中共一大召開期間，他就有提防。
而周佛海在1942年1月回憶說：“(一大)開到第四晚時，究竟是馬林有經驗，他說‘明晚一定要換個地方。我們在此一連開了幾晚會，一定使巡捕注意。’我們說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於是決定乃在原地……(後來)出了事。”
中共一大的會址轉到浙江後繼續開會，在馬林的提議和指示下，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並通過了第一個決議《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會議還採取了無記名的投票方式，選舉了由陳獨秀，李達、張國燾組成的中央局。7月31日，中共一大會議結束。（來源：星島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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