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夕，楊爸爸和羅瑞卿叔叔、彭真叔叔、陸定一叔叔首當其衝，第一批被打倒。據說楊爸爸的錯誤是私錄毛主席和常委的講話，還和羅瑞卿等人一起積極參與反黨活動。我敢說，聞者莫不納悶，既不可想像，更無法理喻，但那年頭，就那麼怪，大家也就那麼“信”了！196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大西門打籃球，透過賽場觀眾，看見妞妞跟著一輛滿載傢俱的卡車緩行，一副“已是黃昏獨自愁”的樣子，迎著夕陽，垂頭走到門口，登車而去。在場的人們議論，說楊家搬出去了。我心裏感到異樣：兩小無猜、一塊兒長大，臨走也沒來得及說句什麼。說實在的，就是放在今天，她若真的來告別，我又能說什麼呢？
直到1967年4月，在清華大學十萬人批鬥大會上，我才又遠遠地見了一眼楊爸爸……不久，又見到妞妞，自是悲喜交集。那時，和平里東有座五號樓，是著名的“黑幫樓”。我們一群孩子常聚在那裏，引起派出所和居委會的關注，不分白天黑夜，就來個“突然襲擊”“查戶口”。我們或藏在箱子背後、壁櫥架子上，或蹬窗上樓頂，小時候在軍隊裏學會的隱蔽、攀登、越野本領都派上用場，練到爐火純青。
1968年年底，又巧了，妞妞和我被同時分配下鄉，而兩個學校又安排在同一個縣。我算被“勞改”，她雖是插隊知青，也屬被監督之列。我們用雞毛信方式，打密語暗號，約定時間地點，溜出幾十裏相會。坐在白楊樹林間的草地上、渠墚邊，天南地北地聊，追憶似水年華，共抒對親人的思念。聊到盡興，寵辱皆忘……現在想起，還挺浪漫。六年後楊爸爸被“解除監護”，下放山西“接受審查”。妞妞去陪伴，走了。我雖更孤獨、更寂寞，心底卻真為她高興：總算能與父母在一起啦。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楊爸爸回到北京。我去看望，他顯老了些，瘦了許多，比過去嚴肅了，然而目光炯炯有神，仍是那麼有親和力。不久，我母親也出獄了。
以後二十年間，不定期的，楊爸爸總惦記著請我們去談談。開始，他和媽媽談當年與父親相處的許多事，而媽媽又因我是學歷史的，讓我作陪旁聽。日久了，楊爸爸一見我，也愛回憶往事。他記憶力非凡，黨史軍史上有許多謎團疑案，搞不清原委，他幾乎全能講得一清二楚。當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他忽然問我：“你說說，為什麼毛主席晚年要打倒你爸爸？”我可真哭笑不得，回答說：“您與毛劉是長期的老戰友了，怎麼問我呢？我每次見您都想問這個問題，一直沒好意思開口。”他沉吟良久，抬頭自語道：“想不透哇，想不透！”幾乎完全一樣的問題和場景，也出現在彭真叔叔與我的談話中。說實在的，他們那一代生死至交都百思不解，後世之人就只有枉猜妄評，恐怕永久也難想透了。
“似曾相識燕歸來”。回到父親身邊的妞妞，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整日歡笑，撒嬌打諢，風風火火，完全看不到“文革”悲慘日子中悽惶的影子。我卻很難忘卻，老是想起那時的她。有一次，我與楊爸爸聊著聊著就敍述起妞妞在“文革”中的點滴經歷：她從小嬌生慣養，才十七八歲，遇到如此大的國難家禍，其苦其痛可想而知。她居然堅強地挺了過來，還有意去主動幫助別的孩子。我說到插隊的農村生活，講她變賣僅存的家當給我們買罐頭，說到徒步幾十裏的“密會”，講我們共同思念父母的情節……恰巧是“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楊爸爸仔細地聽，未發一言，開始注視著我，慢慢地垂下雙眼，我看到淚花在他眼裏打轉：“謝謝你在那時關心幫助了妞妞。”我很詫異，沒有思索就回駁了一句：“哪兒呀，楊爸爸，我說的意思是我該感謝她！她多不容易呀，我何止是佩服！看她能挺過來，真正是鼓勵了我，她不求任何回報，幫助了我！”這時，楊爸爸豁然開朗，雙目如炬，顯現出自豪的神情。
楊爸爸每次都要問問我的學習和工作情況。對我的彙報，事無巨細，他從不嫌棄，物議對錯，他絕少批評，多半都是認真聽，間或也鼓勵，讓你看到自己的長處優勢，再點出要注意的事。完全是典型的“聖人亦不傷人”。他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是工農兵都幹過了，而且又正經上完大學，知識經驗都有，比我們當年要強得多，肯定比我們走的彎路少，應當比我們幹得好。只是要注意兩點：第一，什麼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第二，什麼時候都必須不斷虛心學習，學無止境，學海無涯，向群眾學，從書本上學，在實踐中學。”看看，“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吧？然而，正是這金石之言，令我銘記肺腑。
1991年，楊爸爸主動對我說，小平叔叔幾次講過軍隊與地方的幹部應互相交流。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什麼。不久，中央調我到武警水電部隊。近半年後，黨的十四大召開，楊主席辭去黨中央職務，翌年全國人代會時，全退下來。日子空閒了，可以多聊聊。一天，他通知我，陪他到河南看看。他專程到開封父親去世的地方看了，一路上，講了許多父親的往事，以後，還復述過多次。他說，在歷史上，他與我父親共事算是最多的：劉年長楊九歲。1930年，劉到莫斯科，在職工國際工作，楊當他的翻譯有半年多。1931年楊回上海，在全國總工會任宣傳部長，不久劉也回國，任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是楊的直接領導。紅軍長征時，楊任三軍團政委，遵義會議後，劉任政治部主任，楊又直接領導劉；過草地前，中央成立籌糧委員會，劉任主任，楊又為副主任。1937年“七七事變”時，楊到北方局任副書記，劉已是書記。1938年，中央決定劉調任中原局書記，楊接替為北方局書記。1943年劉回到延安，任中央書記、軍委副主席，兼任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研究局局長；之前，楊也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在1943年的同一會上，被任命為組織委員會委員、研究局副局長。抗戰勝利後，楊又任中央副秘書長、軍委秘書長，中辦、軍辦主任。胡宗南攻延安，劉率“中央工作委員會”到河北，楊領導“中央後方委員會”帶著機關到山西。建國後直到“文革”的情況，可謂眾所周知。楊爸爸說，他對我父親最瞭解，也最有感情……1988年我父親90歲誕辰，他作為在任國家主席到湖南參加紀念大會並致辭。到了1998年，我父親誕辰100周年前，同作為原國家主席，楊爸爸主動提出要寫一篇紀念文章，並親自口授提綱，幾次動筆逐字逐句修改。我聽到後十分感動。
1998年夏秋，發大水抗大洪，我忙得夠嗆。9月12日上午，張鼎承叔叔的女兒張九九突然來電話：“你快來301醫院，楊主席快不行了，來看最後一眼！”我飛車趕往，一路上心煩意亂：一直以為楊爸爸的身體好得出奇，怎麼說不行就不行了呢？到了醫院，我才得知他已住院多日了。小二哥哥(楊紹明)先帶我到病榻旁，老人家已沒有知覺，周圍全是醫生、護士和機器設備，正在搶救。妞妞趴在床邊，捧握著楊爸爸的一隻手……我幾乎是呆在那裏，默默地注視著彌留之際的他。小二哥哥說：“爸爸在病中幾次念叨你，每從電視上看到發大水，就說你一定正在抗洪，忙得顧不上來看他。他不要我們告訴你，怕你分心。”我抽泣著退出房間……
用我的話來概括，從小到大，楊爸爸對我們這些孩子們的要求很簡單：無論學什麼、做什麼，盡自己的努力學好、做好；而他寄望於我們的又很高、很難達到：學會做人！他告訴我們，要先學會做事，才能學會做人。做事之要也很簡單：多做好事，少做錯事，不做壞事；做人之要卻很重：先做人，後做官；做好人，才能做好官。不論從政治國，還是從戎帶兵，盡力報效國與民，始終厚愛家與人。
楊爸爸對子侄之輩的關心愛護發自心底，為我們的每一點進步由衷地高興。還記得，我當選河南副省長之後，他喜形於色，見面第一句話：“給我一支煙，為我們的副省長高興一下！”……然而，他對我們從不嬌慣溺愛，從不以一言九鼎的權勢、德高望重的權威給我們特殊照顧，更不要說提供什麼“終南捷徑”。猜度大人之腑，我甚至覺得：他是有意“避嫌”，寧可讓你多經風雨、多摔打，關愛地注視你，深情地鼓勵你。在中嶽嵩山“將軍柏”前，楊爸爸拉著我說：“來—和中國最年輕的將軍照張相！”站在紅軍時期年僅26歲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軍團政委，30出頭的華北抗日首領，眼前的原國家主席身邊，我這個“芝麻醬”算什麼？兒時的神氣全無，心中的感佩尤深：他和他的袍澤同仁，才真是掀天揭地的一代蓋世英豪！
9月13日，楊主席駕鶴西歸。喪事的全過程我都參加了，幾乎成了他家裏的工作人員，陪同左右，接待弔唁者，安慰妞妞、小二。我想借此悼念給予我那麼多教育的楊爸爸，儘管他再也不可能知道了。可以肯定，楊爸爸在世時，絕不需要孩子們感念的淚花和讚美之詞，甚至想都不想要我們些微回報，何況身後的他，就更談不上在乎我的寸草之心了。作為老一輩，他只是把慈愛的春暉無私地揮灑，對我們寄予無盡的期望；作為老黨員，他沒有任何物質遺產，卻留給我們無限的精神財富；作為老革命，他奮鬥打拼了一生，胸懷的是一顆永遠年輕的愛心！
《道德經》上說：“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11月24日，我父親100周年誕辰日。楊主席已辭世兩個多月，他的遺作《卓著功勳，彪炳春秋》發表於《人民日報》。作為最後一篇回憶文章，他開篇寫道：“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對少奇同志的懷念不僅沒有淡化，反而日久彌深。”篇尾結束，楊主席又這樣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少奇同志生前為之奮鬥的事業，已由他的戰友們繼續並開創了新的局面。他的夙願正在實現，黨和國家的工作已經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他提出的許多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主張已經在實行，並有了很大的發展。他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祖國繁榮富強所建立的卓著功勳，將光照日月，永存青史。”這樣的話語，成為楊主席一生的絕筆。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這不僅僅是表達他對我父親的深深思念，而且還融進楊爸爸畢生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融進老一輩革命家的事業承繼、生死相托，更融進他們那一代為人民前仆後繼、與祖國榮辱與共的絢爛一生！
今日之日，亂我心者多煩憂——思念，是對逝者在天之靈的崇敬、感激，是對生者活得更好的安慰、鼓勵！
昨日之日，棄我去者不可留——兩位老主席，一對老戰友，終於又在漫漫千年的歷史中重逢，互相傾訴，一同回首那充滿坎坷苦難而又遍撒光明的輝煌之路；千呼萬喚，一同祝願這面對機遇挑戰、而又煥發青春的古老中國。（文章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