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稱他們是“黃埔一期”
分高學優、根正苗紅是當時法科學生的選拔標准。盡管政治氣候回暖，開始解凍的法科仍是絕密專業，頗有“陣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絕密”字樣，軍人、農村支部書記、中小學教員、地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專業聚集了又紅又專的各路英雄。
北大法律系擁有良好的師資和設備，名師中最著名的當推學貫中西的憲法行政法學家龔祥瑞。
龔祥瑞早年專治政治學，曾赴英國深造，對西方政制、法治有親身體味，兼具政治學與法學的素養。聰明勤奮的李克強很快成爲龔祥瑞的得意門生。李克強也崇拜兼具比較憲法和西方政治學素養的龔祥瑞。
“文革”期間，公檢法被砸爛，憲法淪爲廢紙。教學中一些老師對憲法話題噤若寒蟬。然而，龔祥瑞在課堂上暢談民主憲政真義，讓李克強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
在龔祥瑞那里，李克強知道了何謂真正的自由主義和憲政精神。龔祥瑞主張，憲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權力機關也必須遵守。在憲法之上再也沒有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確領導”。龔祥瑞告訴李克強他們，憲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這些憲政主張，對於剛剛經曆過“文革”的李克強猶如石破天驚，也讓他熱血沸騰。在龔祥瑞的引領下，李克強漸漸著重轉向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
在校期間，李克強已經在學術上嶄露頭角，曾經提交一份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信息及控制》，試圖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被學校評爲優秀論文，同時也得到龔祥瑞的好評： “它是把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型科學方法運用到法學研究的一次嘗試。”
與此同時，李克強翻譯的《英國憲法史綱》由法律系打印，作爲教學的參考資料。
當時，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涌動新技術革命的浪潮，幷且向社會領域侵襲，計算機也在與法律聯姻。龔祥瑞認爲有必要向國內介紹這種動向，於是便草擬了一篇文章。但同時又以爲自己的學生作爲面向未來的一代，應該對此有更濃的興趣。爲此，他把文稿交給了得意門生李克強，幷要求他作補充及至修改。
李克強後來撰文回憶：“大概因爲我當時還年輕，更因爲我常受先生們那種尋常心態的感染，竟然毫無顧忌地按龔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還給他。龔先生收到修改稿後當即認可，幷把我和他的名字幷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學雜志去發表。當時的法學雜志種類還很少，可以推測，編輯部之所以願意很快發表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爲有龔先生的名字。”李克強感慨地寫道：“在北大，學生與先生所具有的某種平等關系，是基於對知識的尊重，對真理的崇尚。面對知識與真理，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師道。”
教過七七級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楊敦先親切地稱呼當年82位法律系學生爲“黃埔一期”。楊敦先回憶說，“黃埔一期”思想活躍，“一般學生不能比”。楊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強，他經常思考立法和國家政制的互動。同學之間的討論也相當積極，同學陳興良說，他到人民大學讀研究生後，偶爾也回到北大和李克強討論相關的理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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