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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與侄女周秉德 |
核心提示：1968年，紅衛兵向江青報告，周秉德的父親周同宇參加了“反革命組織”——“聚餐會”。江青將案卷送到總理辦公室，周恩來親筆批示逮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被關了整整7年。
周秉德至今還記得那次中南海春藕齋的周末舞會。
“伯父風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場，幾乎再沒辦法在場外落座。”伯父微笑著攬住她的背，踩著音樂旋轉在舞池。“跳得還行，你樂感可以。”聽到伯父的誇獎，小秉德興奮得有點飄飄然，可馬上伯父卻略帶歉意地說:“轉到那邊你就下去吧，讓別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隊。”望著伯父和別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著長隊的人群，小小年紀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這個伯父不僅是屬於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來三弟最大的女兒。自12歲住進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十餘年。周恩來夫婦無嗣，周秉德因此成為與周恩來關系最密切的晚輩。但周秉德一向處事低調，雖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長，又是全國政協委員，但身邊幾乎沒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不留一塊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廳去看望伯伯和七媽。那時她就已經心酸地發現，伯父的臉變得極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雙眼布滿了血絲。“吃飯也是胡亂幾口，之後就急匆匆地去辦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個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電話，心急如焚地要去醫院探望，卻被七媽一再地阻攔了。“七媽說中央有規定，為了保證治療，只能撥通病房的電話跟伯伯說上幾句話。電話里伯伯的聲音聽上去平靜從容。他的噓寒問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斷了，我當時很難過，只是一直追問他:是否跟護士詢問過他的生命還有沒有一年。伯伯很輕松地安慰我，說那只是開個玩笑。我在電話里都快哭了，我說玩笑也不應該講，您是要長命百歲的！”電話那端傳來伯伯和藹而平靜的聲音:“你是共產黨員，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是有那麽一天的。想開點，好嗎？”
“隨後的5月20日，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伯父。我在伯父身邊坐下，見他當時氣色還可以，他還詢問了我的工作和兩個孩子的情況。但怕打擾伯父休息，聊了一會兒，我就起身告辭。出門時，我提出和他合張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們再照吧！’他握著我的手，輕聲說。”
如今回想起來，周秉德後悔自己太天真了，“當時伯父的膀胱癌已經到了第4個年頭，早已惡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這在當時都嚴格保密。住院期間，七媽堅持按當時中央的規定，不讓親屬探視。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嚴重，不管說什麽我也要闖進醫院去看伯伯的。”沒想到，這一天成了永別，最後一次會面她連和伯伯的一張合影都沒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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