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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出逃時所乘坐的專機墜毀後的殘骸。 |
“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後，面對全社會的震蕩，毛澤東不得不就他所選定的接班人叛國出逃的問題向全黨全國做一個檢查交代。盡管毛所做的自我批評并未對文革的整體錯誤方針做出根本性改變，但他的這種表態，卻使周恩來在一個時期內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動權，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機，著手扭轉文革造成的全國混亂局面。
林彪叛國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個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變了一個人。從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兩次重病發作。起初是大葉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發上，夜不能寐，終於發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現缺氧昏迷。第一次發作後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體參加國事活動，會見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他說：“早幾個星期前，我因為心臟病已經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見了一次上帝，現在又回來了。”這樣糟糕的病狀，過去毛澤東從來沒有過。不久，又爆發了更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淩晨的突然休克。護士長吳旭君在身邊拼命地呼叫，見他沒有任何反應，一摸脈搏，顫抖地對趕來的秘書張玉鳳和醫生胡旭東說：“摸不到脈……”經過衆多專家大約二十多分鐘的注射、按摩、捶背、輸液搶救，毛澤東的面部逐漸由青紫泛起了淡紅，胸部也隱隱約約感覺到起伏。他終於慢慢地睜開了眼睛，知道自己剛剛與死神話別，極為疲乏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從這場重病之後，他的身體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行走困難，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輸液維持。
事實上，毛澤東這次的重病，既是肌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根據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的回憶，毛澤東那時臉色蒼黃，一臉陰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難以琢磨。他看到衛士們也不像往日那樣主動說話，問這問那，而是不管見了誰，都板著面孔，沒有一句話說，心情沉重。畢竟，如何向全黨全國交代林彪的問題，已成為一塊巨石壓在了毛澤東的心頭。顯然，僅僅依靠文革前期那種宣布又揪出一個暗藏的反革命集團的方式，是遠遠無法令全國、乃至全世界信服的。畢竟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就在傳達林彪集團罪狀的過程中，不斷報來各地發生的不同反應：國家計委軍代表蘇靜向局級以上幹部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時，出乎意外地沒有遇到以往那種高呼口號熱烈響應的場景，而是面對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幹部中甚至還響起了哭泣聲。某野戰軍連隊傳達此情況時，甚至有戰士當場憤怒地拉開槍栓，要打死台上那個“誣陷林副主席”的“壞蛋”。如此種種，無論是“哀莫大於心死”還是拒絕承認現實，各種反應都傳遞著一個令人窒息的爆炸潛能——毛澤東自己必須向全國有個檢查交代。
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來歷史的過程中，毛澤東終於下決心對自己的錯誤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認并糾正了自己的一些錯誤，做出自我批評，指示糾正了文革前期制造的“二月逆流”、鄧小平等冤假錯案，并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負責人，談話中反映了他“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態。
毛澤東（指著葉劍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來：後來楊成武搞大樹特樹絕對權威，也是樹林彪的，李作鵬搞了一個講話就更厲害了，簡直不像話了。
毛澤東：問題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個什麼“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這一些人不能够檢討到家，抬不起頭來。八屆十二中全會，陳毅盡往自己身上潑臟水，我說你不要講了。楊勇是怎麼一回事？廖漢生為什麼要抓？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對我說過，事後又不承認。……人還是少殺一點好。我們對反革命不殺，保存起來對黨有益，因為他們是活證據嘛。國民黨抓劉少奇、審判劉少奇的人，抓陳伯達、審判陳伯達的人還活著，這些都是證據嘛。
雖然歷史證明，林彪與“五一六兵團”毫無干係，“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夥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澤東以這個方式間接宣布了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帥們平反，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也從關押中被釋放。
由於尚摸不清毛澤東這一表態的真實意圖，葉劍英一直沒有向曾被誣蔑為“二月逆流黑幹將”、身患癌症的陳毅傳達毛的這些意見。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再次對前來商談工作的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葉劍英才匆匆趕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彌留之際的陳毅。然而，陳毅已經不省人事，幾個小時後便與世長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