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管宣傳的副台長楊正泉後來回憶說:“這段時間的宣傳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過急，主要是穩定局勢，爭取群衆。我們的宣傳報道中是虛虛實實。例如，對於過去與‘四人幫’聯系密切的一些單位和人，在沒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辦法，暫不宣傳，但又偶爾提到某單位和人的名字；對上海等地的來稿則嚴格掌握，慎重處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對‘四人幫’插手的戲劇、電影、歌曲等文藝作品，原則上停播，但又要有計劃、有選擇地播放一點兒。這一階段宣傳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強的，我們必須嚴格遵守宣傳紀律，聽從中央的安排和指揮。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覺得卻又十分困難。”
從10日開始，《人民日報》發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毛澤東語錄。
從14日開始，出現“誓同一切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鬥爭到底”的提法。
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其中不指名地寫道:“撕下他們披在身上的畫皮，戳穿他們的猙獰面目和鬼蜮行徑。”
中央宣傳內容及方針的變化，使地方傳媒感到迷惑。河北日報社的夜班人員，從種種跡象中察覺到氣氛顯然有了變化:“接收的新華社稿件，突然間由過去每天四五萬字減少到萬兒八千字，這是為什麼？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幾位‘人物’，怎麼持續幾天不見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們聽慣了的‘時尚’語言，開始改調了，這是為什麼？人們苦苦思索，悄悄議論，越看越明顯了，但是誰也不敢說出第一句這是因為什麼。”
盡管一些地方自發舉行了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活動，但報紙、電台均不予報道。
21日晚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發了新華社報道的北京游行盛況:“廣大游行群衆熱烈歡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憤怒聲討‘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報》以套紅標題《首都一百五十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游行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偉大勝利》，刊登新華社21日夜報道的北京群衆的慶祝活動。從此，全國傳媒才開始公開報道“四人幫”垮台的消息。
3.10月7日至10日間，“小道消息”在北京的傳播
盡管嚴密封鎖消息，但從10月6日晚間逮捕“四人幫”以後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漢等大城市迅速傳播開來。
多數人得知消息時的心態:開始是驚疑，而後是狂喜。當然，在當時那種氛圍裡，人們間這種信息的傳遞，是極其謹慎的，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湖南新寧縣有一人到消息閉塞的廣西資源縣探親，說了“四人幫”倒台的消息，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悅心情的表達，也大多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漸變得大膽起來。
讓我們看看，6日晚間至10日期間，“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傳播情況:
6日，首先是“近水樓台”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內的人員，在晚10時電台被接管以後，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駐中南海的記者杜修賢也是較早獲悉的一個:“半夜，床頭的電話震碎了我的苦夢:‘江青抓起來了，還有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騙你！’”
當晚，從唐山返京的於光遠，從妻子孟蘇處聽到消息，不敢隨便相信。他約了黎澍，黎澍又約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確認消息是可靠的。於光遠回到家已是午夜12時，他打電話給國務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馮蘭瑞夫婦，要他們馬上到他那裡去。於光遠見到他倆就說:“五個人都抓起來了。”接著，他講了一些他聽到的事情經過。李昌夫婦回到家後，興奮得許久沒睡。
7日，因“告江青狀”從4月起就被停職反省的新華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時刻，分別得知消息。早晨，李琴聽到王海容的聲音:“那四個人抓了！”電話隨即掛斷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個人”是誰。穆青的妻子周蘿接到一個不知姓名女人的電話:“祝賀你們了！”晚上，友人劉回年悄悄走進朱穆之的家:“那四個人都被抓了！”
6時，在友誼醫院住院的姚依林，是從匆匆趕來報信的女兒口中得知的，興奮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趕到陳雲家報喜去了。
7點多鐘，住在萬壽路幹休所的曾志(陶鑄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羅榮桓之妻)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四個人昨晚被抓起來了！”在她明白那“四個人”就是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之後，興奮得手直發抖:“謝天謝地，謝謝你告訴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電話，趕緊把消息告訴給女兒、女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