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靜、慎重、低調地處理香港問題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段裡，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於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始終保持低調，十分冷靜、十分慎重，堅持只要“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對新中國還“有用、有利”，只要“時機不成熟、條件不具備”，“這一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就“暫時不去觸及它”。
1954年，周恩來在一次為接待英國工黨訪華代表團而進行的幹部准備會上明確指示：“不成熟的問題，也不要去談，例如香港問題。……至於我們是否要收復香港，如何收復，政府還沒有考慮過，我們就不要談。”周恩來曾經對來中國訪問的英國客人直接講：對於香港問題，“如果我們需要解決，也得和你們談判，我們不會採取突然行動。”1959年，毛澤東針對中國共產黨內少數人在香港問題上的急躁情緒，耐心地解釋：“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其後，他在同來訪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的談話中又說：“我們現在不談香港問題。”
1963年，中蘇論戰正酣，美國共產黨發表聲明責難“中國人民在香港、澳門問題上的正確政策”——“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容許殖民地存在”。因此，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打破沉默，第一次公開對外闡釋新中國對於處理香港問題的戰略思考和基本原則：“在國際鬥爭中，我們既反對冒險主義，也反對投降主義。這兩頂帽子，無論如何是安不到我們頭上來的。”用“中國對香港、澳門的政策”來“證明中國人是膽小鬼”，“在香港、澳門問題上嘲笑我們”，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實說，中國人民並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我們的勇氣和堅定性是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領教過的。”
時隔不久，毛澤東在會見外國客人談到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問題時再次就新中國對於香港問題的態度發表意見：香港“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還有三十四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准備動它。……香港人就是我們中國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
直到1972年中英外交關係完全正常化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認為“改變”或“放棄”對於香港問題的“暫時維持現狀不變”之特殊政策的“適當時機”仍然沒有出現。1972年10月，周恩來分別會見來中國訪問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路易絲·海倫（Louis Heren）和英國國會上議院議員湯姆森（Thomson）時都曾經指出：“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但現在還不必考慮。……中國的政策是不會在這些事情上倉促行事。”“中國有個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這個事。”1974年5月，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英國前首相、保守黨領袖希思談到香港問題時也明確表示：“香港作為英國管理下的亞洲貿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如此。”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有生之年，他們始終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從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全局出發，堅定不移地維護對於我們“有用”、“有利”的“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的穩定和嚴肅性。（來源：中國共産黨新聞 作者：齊鵬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