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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於近日起對公衆開放1961年至1965年間的第三批最新解密檔案，檔案館在工作日（周五下午除外）向社會開放。(圖片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
中評社香港11月26日電／最新這批外交檔案的解密工作耗時三年，約有70多位在職和離退休外交官與檔案工作者參與工作，解密檔案的數量是前兩批的總和。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常璐、侯麗軍發自北京 在北京朝陽門外的外交部大樓東側，有一座略顯陳舊的辦公樓。如果不仔細看，人們很難留意到它門口的一塊指示銅牌。在11月12日外交部公開第三批解密檔案後，《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走進這棟名為南配樓的辦公樓，來揭開這個依然略顯神秘的地方的面紗。
從南配樓乘電梯上到七層，步行一段走廊後，就到了外交部開放檔案借閱處。借閱處共有兩間，其中一間是登記前台和檢索台，在它的隔壁是檔案閱覽室。乍一看去，這裡就像是一個普通機關單位的內部閱覽室，然而，就在這裡，珍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檔案就如同一幅幅內涵豐富的畫卷般在記者的眼前一一展開……
泛黃紙片已走向數字化
自2004年外交部第一次公開解密檔案後，中外人士均可到開放檔案借閱處查閱自己感興趣的解密文件：包括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指示、各種重大外交事件文電、政府間條約和協定等。與記者之前想像不同，這裡已經看不到泛黃的紙片或成堆的文件，這些珍貴的歷史檔案已經完全數字化——被掃描到了計算機中，利用者可以在網上直接閱覽。
記者在前台登記時，出示了本人身份證和單位介紹信。完成登記後，又按照工作人員的指導，在檢索電腦上填寫了一份電子表格，包括提交自己的身份信息和使用檔案的目的等，表格填寫完成，就可以開始查閱檔案資料了。
接著，記者在電腦上嘗試輸入了“中國、蘇聯”、“周恩來”等關鍵詞，以及相關時間段，電腦顯示屏就立即顯示出一系列含有關鍵字的文檔。記者選中感興趣的檔案後提交申請，並來到前台支付費用。該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每條檔案需支付兩元錢成本費，一次最多可提交10條申請。”並隨即交給記者一個密碼。
記者用此密碼在閱覽室的電腦上登錄後，就坐下來慢慢閱讀這些電子版的檔案了。儘管這些原件不能外借，但如果利用者需要複印件，可以直接在機器上提交複印申請，付錢後領取。
唐家璇建議啓動檔案解密
1999年，在時任外交部長唐家璇建議下，外交部成立“開放檔案鑒定小組”，正式啓動檔案解密工作。當時，外交部共組織了近百名在職和離退休外交官參與檔案解密工作。
考慮到檔案解密工作的要求很高，外交部要求各地區司派副處級以上、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對卷帙浩繁的歷史檔案逐一篩選、分工初審，在審查單上寫上自己的意見，如判斷密級，同意或者不同意開放等，並提出理由。再由外交部各主要司局及涉檔有關中央部委審核，然後經外交部檔案鑒定開放領導小組審定和外交部部務會議通過，最後將公布外交檔案的計劃和目錄呈報國務院審批。
第一批解密工作完全靠手工完成。在第二批解密工作中，所有檔案都事先掃描進電腦，專家看完原件之後，就直接在電腦上寫上審核意見。同時，第二批解密不用覆審，在專家意見逐層上報審批後，檔案就可以開放。此外，外交部還購買了專門的檔案解密軟件，這種軟件可以通過設定標准、進行分類，使從事檔案解密的工作人員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今年11月12日已經是第三批解密檔案了。檔案館鑒定和開放處處長張素林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在2006至2008年間，約有70多位在職和離退休外交官與檔案工作者參與了第三批檔案的解密工作。”此次解密的檔案數量是前兩批的總和，開放比例也達到70%，接近國際標准。張素林說，“完成這項工作絕非易事，其背後是外交部衆多工作人員的辛勤努力。”
卸任大使領銜鑒定小組
2006年6月，受外交部歐亞司的委托，曾經擔任過吉爾吉斯斯坦、拉脫維亞、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四國大使的姚培生與其他三位外交官組成了一個檔案鑒定小組，開始進行第三批檔案解密，這其中包括1961至1965年間有關中蘇關係問題的外交檔案解密工作。
“這一時期準備解密的中蘇關係外交檔案有將近600卷。”姚培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外交部檔案館把這些案卷交給我們小組，要求我們一頁不落地審閱，並提出了完成任務的大致期限。”
據姚培生回憶，在檔案審查過程中，鑒定小組成員間經常要就一些重要的案卷交換意見、相互參閱。“以1963年7月的《中蘇兩黨會談記錄》為例，這份記錄長達600頁，是一份機密度最高的文件。但小組成員經過認真討論後，還是統一了意見，認為可以全部開放。”
為了方便讀者查閱，工作人員還把原有的600卷檔案按內容拆分成了2000個小卷，“原來一摞檔案裡有20到30個小卷，如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方會談，其中包括禮賓活動、會談記錄等多項內容，我們在解密的過程中把它按內容分門別類，這樣從目錄上看一目了然，查閱起來也比較方便。”姚培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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