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全國各地的電檢人員開始自說自話，往新聞稿裡添字。多加的字，照樣收費。比如，若稿件裡有“滿洲國”字樣，電檢人員必添上“所謂滿洲國政府”字樣；若稿件提到“康德皇帝”，電檢人員必提筆一改，變成“那個日本傀儡溥儀”。
讓外國記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電檢人員長年隱身幕後，默默無聞。記者若想登門拜訪，請教為何某些新聞不得報道，則永遠不得其門而入。他們也從未向記者們頒布過規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條文存在的話，我們是一無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將電訊稿交給不知名的人，任由他們校訂、删改、批准或槍斃。
情況堪稱荒謬，然而，即便是宋子文和早已身心俱疲的總司令，對此也無能為力。這自然造成大量的新聞走私現象。我自己就無數次托輪船公司的可靠船員或朋友，將消息送到八百英裡以南的香港；若沒有南行的輪船，便以同樣方式，將消息送往八百英里以北的大連，通過日本人的電報局拍發。
中方電檢人員中，有一些無疑在領取日人津貼。一些電訊稿明明於中國有益，於日本有害，卻遭到扣押。我已多次將證據呈交宋子文。但這家電報局的問題解決了，那家電報局又出現。記得上海的電檢人員曾將南京政府一名部長的聲明槍斃掉，而中國政府的意圖是要將其傳播到海外的。但數小時後，他們卻將另一篇稿子放行，那稿子是心懷不滿、藏身沿海租界的軍閥政客對南京政府的猛烈攻擊。
在中國，負責新聞檢查的部門，是南京政府某部。它擁有大權，可以對全體中國人民的言論、寫作和行為進行“檢查”。它與蓋世太保相似，對思想實施控制，並自定規則，頻繁剝奪記者使用電報的權力，沒收和銷毀報紙、雜志和書籍。對於冒犯了國民黨一黨獨裁的中國人，它可以下令逮捕和處死。對思想獨立與寫作獨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對胡適博士的迫害。胡適博士後來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大使。他常說，是《紐約時報》救了他的命，此話是恰如其分的。
1929年，胡博士任教於上海黃浦江口吳淞的一所小型大學(即中國公學，胡適任校長)。雖然他家在相對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學卻在華界。衆所周知，胡博士的講課內容及他在《新月》雜誌的文章，讓南京的衆多高官恨之入骨。為此，他的中外友人紛紛勸他辭去大學教職，免得每天離開外國控制的地盤，在中方地盤長途行駛，冒著被南京當局手下逮捕的危險。但他對危險嗤之以鼻，繼續盡他的職責，無所畏懼。
那時，胡博士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躋身全世界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從未加入國民黨，獲任駐美大使時，連黨員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職上，一直待到1942年末。
胡適身處險境的最初征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頒布:
徑啓者:頃奉中央常會交下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來呈一件，內稱:
案據職會屬第三區黨部呈稱:“查屬區第三次全區代表大會決議案呈稱市執行委員會轉呈中央，咨請國民政府令飭教育部將中國公學校長胡適撤職懲處案，附具理由:胡適借五四運動倡導新學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隨聲附和，迄今十餘年來，非惟思想沒有進境，抑且以頭腦之頑舊，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國公學校長，對於學生社會政治運動多所阻撓，實屬行為反動，應將該胡適撤職懲處，以利青運。等因，合亟繕呈鈞會，祈查核轉呈”，等情前來:
“查胡適近年以來刊發言論，每多悖謬，如刊載《新月》雜志之《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等等，大都陳腐荒怪，而往往語侵個人，任情指謫，足以引起人民對於政府惡感或輕視之影響。夫以胡適如是之悖謬，乃任之為國立學校之校長，其訓育所被，尤多陷於腐舊荒怪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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